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傻。”乐维回忆说，“如果你和任何一个在该领域工作的人交谈，你就会知道，这些取向是非常强大的、固定的，很难去改变。”

马斯特斯推动改变/逆转理论的神秘原因，他的朋友、反对者，甚至约翰逊本人都很难理解。对于同性恋，比尔怀有一种深深的怨恨或者恐惧，他当然不会显露这一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二战后那一代人的自然偏见，从不会用和共产党一样的口吻对同性恋进行诽谤中伤。在1973年那场关于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去除这一美国精神病学会里程碑式的大讨论中，学会主席贾德·马穆请求马斯特斯就这一改革问题向其他人进行游说。作为一名科学家，马斯特斯的研究显示性取向可能有激素或者其他生物学原因。1971年，他和科罗德尼合著了一篇短小的论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睾酮水平要比异性恋者低；雄性激素水平越低，患者的同性恋倾向就越强烈。不过，马斯特斯相信性取向是由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他认为病人关于自己性身份的快感是最主要的，是相应地以其行为为基础的，正像他做外科医生时曾经为女性患者改造的人工阴道。科罗德尼一直认为，改变疗法是马斯特斯对病人同情之心的直接结果，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的什么宏伟计划。“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绝望之中联系了他们，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去处。”科罗德尼回忆说，“于是他们从内心深处回应着各种诉求，努力地寻找有效的方法。”

《同性恋研究》涵盖更多的是思考，而非科学，这一点违反了马斯特斯的主要原则之一。如同以往一样，在部分充满了统计的章节里，作者比较了男同、女同以及对照组异性恋之间的生理反应。他们测量了做爱期间勃起状态下阴茎的尺寸和颜色、阴蒂的反应、性爱的红晕，以及其他身体特性——不管取向如何，所有这些基本相同。但是在文章中，差别很快就变成了可改善的普遍情况。“在女同之中，假装高潮远没有异性恋女性那样普遍。”书中写道，“首先，很显然在连续的性交过程中，一个女人想要欺骗另一个女人比起在毫无疑心的男性面前装高潮要难得多。”比起异性恋，同性恋被描绘成更好的情人，至少在通过舔阴或“吹箫”挑逗对方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实验室里做爱时总是不慌不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说，这类实验没有引用秒表。“幻想模式”——关于强迫性爱、集体淫乱、匿名性交的梦或想象——在同性恋中更为普遍和流行，他们如此判定，却没有太多量化的证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布男女并非生来就是同性恋，而是“通过习得的倾向而变成了同性恋”，这种说法更是明显缺乏证据支持。那些相信同性恋是一种遗传倾向的治疗师斥责道，“肯定不再会有文化观念的盲目支持，这种显然是基于假设论证、假定可能或者未经科学证实的论点的奇思异想。”除了提到“目前尚无有力的证据证实同性恋是源于遗传因素”之外，对于为什么认为同性恋是一个“习得倾向”，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原因。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对于这些改变病例的保密工作较之以往更为严密。在1968年至1977年这段研究期间，大多数员工都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改变性取向的病例。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曾听同性恋患者提及过向异性恋的改变，但是从没有说起这些治疗相关的录音带被藏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家中隐秘的地下室里。那个时期负责病人安排工作的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说，自己从未处理过任何改变治疗的病例。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前来诊所看病的几对同性恋夫妇“是想要明确两人关系中的问题所在，并解决两人之间在性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并不是什么有关改变的东西”。作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所里经验最为丰富的一对治疗组合，马歇尔医生以及佩吉·希勒医生说他们没有治疗过同性恋患者，也几乎从没听说过任何有关改变疗法的消息。通常比约翰逊更亲切一些的马斯特斯似乎也并不希望听到那些知情人对于改变疗法的说辞。“我当然不同意——我告诉过他，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处理方法，绝对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那儿工作的精神病学专家罗杰·克伦肖医生回忆说。最后，员工们都学会了不要去和马斯特斯争论这个话题，他的决定甚至成了员工中间的笑料。“比尔会看着一个人说‘请勃起’，然后他们就勃起了。”J·罗伯特·迈纳斯笑着说道，他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主管助理。

起初，科罗德尼并没有怀疑这个项目治疗病人的能力。凭借一双明辨细节的好眼睛，他仔细地回顾了前两本书中的病人档案，听了很多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果坚信不疑。“如果比尔说他们在改变治疗中做得很成功，那我就相信，我怎么会说这不可能呢？”科罗德尼也听到了一些含糊的传言，说位于拉杜的住宅是进行特别治疗的场所。“自从1968年开始和他们共事起，我不记得有任何男同或女同夫妻在诊所进行改变治疗。”他说，“我询问比尔，‘改变治疗的档案在哪儿？’他回答说，‘哎呀，我们压根就没有保留。’在专业成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