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她正站在灵车前和司机争执，不准对方调头回城。她是个漂亮的女人——还不到四十岁——浑身肌肤呈现出美丽的橄榄色，这会儿她正张开双臂站在那里，仿佛一座糟糕的爱国纪念雕像，纪念着一场早已被遗忘的战争。史密斯先生反复地问个不停：“这是怎么回事啊？”灵车通体漆黑，价格不菲，车上装饰着许多死亡的标志，而司机这会儿摁响了喇叭——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原来灵车还安着喇叭。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从一辆破破烂烂、同样停靠在我家酒店车道上的出租车里下来，一左一右地站在灵车司机两旁和他争吵，而公路上还停着另外一辆出租车，车头冲着前往佩蒂翁维尔的方向，里面有个小男孩，把脸蛋挤在车窗玻璃上。这就是送葬队伍的所有成员了。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史密斯先生又恼火地高喊了一声，惹得那只猫从灵车的玻璃车顶上冲他呼噜呼噜地低吼起来。

菲利波夫人用法语冲着司机大骂：“混蛋！蠢猪！”然后她转过那对如黑色鲜花般的明眸，朝史密斯先生投去愤怒的一瞥。她听懂了他刚才说的英语。“你是美国人106？”

史密斯先生几乎掏空了肚子里的那点存货，总算用法语回答说：“是。”

“这头蠢猪，这条狗杂种，”菲利波夫人怒吼着，她依然用身体挡住灵车的去路，“他想把车开回城里。”

“可他为什么啊？”

“上面看守路障的民兵不放我们过去。”

“可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史密斯先生满脸困惑地重复道，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朝山下的城里方向走去，他们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还把自己的出租车留在了车道上。他们俩都戴上了高顶礼帽。

“他们谋杀了他，”菲利波夫人说，“现在他们又不准我们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土地里。”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差错，”史密斯先生说，“肯定有。”

“我告诉那个混蛋，让他从路障中间冲过去。让他们开枪好了。让他们把他的妻儿全都杀掉算了。”她用一种不合情理的轻蔑口吻补充道，“很可能他们的步枪里压根儿就没子弹。”

“妈妈，妈妈！”那个孩子在出租车里叫唤。

“怎么了，宝贝儿？”

“你答应要给我买香草冰激凌的。”

“再等一会儿，宝贝儿。”107

我开口了：“这么说，你们在过第一道路障的时候没有受到盘查？”

“有的，有的。你也懂的啊——花笔小钱贿赂一下嘛。”

“而上面路障里的人不肯收钱？”

她说：“哦，他接到了命令。他不敢放我们。”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差错。”我说，这句话和史密斯先生刚才说的一样，但和他不同，我脑子里想的是被拒绝的那笔贿款。

“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你当真相信这中间会有什么差错吗？”她又转向灵车司机，说：“继续走啊。往路上开啊。混蛋！”那只野猫似乎觉得这句辱骂是冲自己来的，便一下跳上了离它最近的一棵树：它的利爪深深地抓进了树皮里，让它停稳在树上。它又扭过头，带着饥饿的仇恨朝我们所有人呼噜呼噜地低吼了一阵，然后跳进了三角梅灌木丛中。

那两个黑衣男子慢慢地朝山上走了回来。他们仿佛受到了惊吓。我趁机朝棺材看了几眼——这是一口豪华气派的木棺，跟灵车倒很般配，但上面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花圈和一张吊唁卡片。已故的前部长命中注定要享受一场无人问津的孤独葬礼，就像他的死亡一样凄凉惨淡。那两人现在重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几乎很难分辨出谁是谁，只有一点除外：其中一人的个子比另一人高出一厘米左右——或者说不定是他的帽子更高一点。高一点的那个人说：“我们到下面的路障那里去过了，菲利波夫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带着棺材回城。除非我们有政府部门官员颁发的许可证。”

“是哪位政府部门官员？”我问。

“社会福利部长。”

我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朝那口体面气派、带有亮闪闪黄铜把手的棺材看去。

“那位不就是社会福利部长嘛。”我说。

“从今早开始就不是了。”

“您是埃居尔·杜邦先生？”

“我是克莱芒·杜邦先生。这位是埃居尔先生。”埃居尔先生摘下高顶礼帽，对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发生什么事了？”史密斯先生问道。我把情况告诉了他。

“可这也太荒唐了。”史密斯太太打断了我的话，“难道棺材得放在这儿，等着哪个愚蠢的差错先弄清了才能走吗？”

“我开始担心这不是什么差错。”

“那又能是什么啊？”

“是报复。他们没能活着抓住他。”我对菲利波夫人说，“他们马上就要到了。可以肯定。你最好带上孩子到我的酒店里去。”

“然后把我丈夫就搁在路边不管？休想。”

“至少叫你的孩子进去吧，约瑟夫会给他香草冰激凌吃。”

这会儿太阳几乎垂直地照在我们头顶：从灵车的玻璃窗和棺材的黄铜器件上反射的细碎微光四下投散。司机熄灭了汽车引擎，周围顿时一片寂静，一直延伸出老远，我们可以听见一条狗儿在首都市郊狺狺狂吠的声响。

菲利波夫人打开出租车的车门，将小男孩抱了出来。他的肤色比她更深，两眼中的眼白有鸡蛋那么大。她叫他去找约瑟夫要冰激凌，但他不肯走，紧紧拽着她的衣服。

“史密斯太太，”我说，“请你把他带到酒店里去。”

她迟疑了片刻，然后说：“如果有麻烦要来，我想我应该待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