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之后，受到热情的接待。院长自然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协调十足的刻板、严肃与一种随意宽舒的心境的矛盾？不过这无碍于那些修士修女们组成有趣的社团。待了没多久，我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一个年轻的中国教会医生挨着我坐下。席间，他混着法语和英语同我谈笑，餐后又和那位女院长一起领着我参观了这所他们引以为豪的医院。我告诉他们我是个作家，而他们竟天真地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去。我们顺着病床走过，那位医生一一向我介绍每个病例。医院非常干净，没有一点污痕，看来管理得很不错。我已经把那个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方才想起来。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正在沉睡。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便问了声‘下午好’，但这并非我本来想要说的。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下午好’。的确如此，他的口音表明他是受过正统训练的。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认出了他——尽管他一脸胡须，容貌有了不少变化，而且已经那么久没有见过面。那是康维，我敢肯定是他。不过，假如我稍有犹豫，略有疏忽的话，说不定我倒会认定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当时我一时冲动，冒昧把他叫醒了。我喊他的名字，又报上我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盯着我，脸上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表情，但我已确信，我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奇怪地轻微抽搐了一下，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这情况，还有他那双眼睛一点也没变，当年我们常打趣说他的那双蓝眼睛比起‘牛津蓝’来更像‘剑桥蓝’。而除此之外，他还是那种不会轻易与别人混淆的人，那种让你一见如故的人。见此情景，医生和修道院长自然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认不出我来可能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讶，但表示同意。之后我们一起就他的病情谈了很长时间。然而，他们实在无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能来到重庆的。”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两个多星期，希望或许能够用什么办法使他恢复记忆。但最终未能成功。不过他的身体渐渐恢复了，我们还聊了很多。”

“当我如实告诉他，我和他各自的身份的时候，他很顺从，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辩。他隐隐约约表现出一种兴奋的表情，甚至似乎很高兴与我为伴。我提出要带他回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他并不介意。这的确有些不正常，他很明显没有任何个人欲望。我尽快做好了安排，准备离开。汉口的领事代办处有我一个密友，没费多少周折便办好了护照等必要的手续。确实，对我来说，为了康维，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更不要让它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势必会引起拥堵，当然，我是指新闻报道的拥堵。”

“我得说，我们是通过正规途径离开的中国。坐轮船顺长江到南京，而后乘火车到上海，当晚正好有一艘到旧金山的客轮，于是我们又急匆匆地上了船。”

“真为他做得太多了，”我说，“如果换了别人我决不会这么做的。”

卢瑟福也不否认。“我想我不会为别的任何人做这么多事，”他接着说，“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难以解释的东西，让你乐意尽力去帮助他。”

“是的，”我同意道，“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很吸引人的气质，回想起来就让人愉快，现在我仍然把他看做是那个穿一身法兰绒的‘青年学生’。”

“真可惜，你没有在牛津认识他，他真是太了不起了——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了。然而，有人说，战后他变了，虽然我也有同感，可我又相信以他的天赋，他应该从事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在英王陛下手下做一个小职员，在我眼中并不算什么伟大事业，但康维确实很了不起，或者说他本该成为一个伟人。我们都认识他，当我说我们不应忘却那段经历时，我认为我并没有夸大。而且，当我和他在中国中部重逢时，虽然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之前的经历也迷雾重重，可他身上那种魅力非凡的特质却丝毫没有消失。”

卢瑟福沉浸在一种怀旧情绪中，他顿了顿，接着说道：“正如你想象的那样，我们在客轮上重拾起昔日的友谊。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听得很专注，那神态可以说有点可笑。来到重庆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清楚地记得。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忘记他之前就会的几门语言，比如他告诉我，他相信自己与印度有某种联系，因为他会讲印度斯坦语。”

“轮船在横滨上满了人，新来的乘客中有一位叫西夫金的钢琴家，他要到美国巡回演出，在这里换乘。他与我们同桌用餐，时不时用德语和康维交谈，可见往日的康维是多么外向而健谈；且不说他已经丧失了记忆，事实上，如果只是一般的社交接触，其实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离开日本已经数天，一晚，旅客们把西夫金请到甲板上举行钢琴独奏会，康维和我都前去欣赏。没什么好说的，他弹得十分精彩。弹了几首勃拉姆斯和斯卡拉蒂的作品和许多肖邦的曲子。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康维是如何聚精会神地欣赏着，那自然是因为他过去的音乐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