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巴不得不去想起那里的情形，可是情欲却使我不自觉地想到那上面去了，而且我还感到害怕，因为再要摆脱那些经历，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的嘴唇，便把自己的嘴唇紧贴上去，我闭上了眼睛，我但愿这一切都被抹掉，战争啊，恐怖啊，卑鄙啊，以便让青春和幸福苏醒过来。我想起海报上那个姑娘的画像，瞬息之间，我竟然以为，只有把她弄到手，我才能活下来。而且，假如我往那双搂着我的胳膊里贴得更紧些，奇迹说不定就会出现咧。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了。勒尔非常高兴。我们穿上了长筒靴，跟她们亲切地告别。夜风吹凉了我们热乎乎的身体。高大的白杨矗立在黑暗中，发出瑟瑟的声响。月亮在天空中、也在运河的流水中浮动。我们没有奔跑，我们并排大踏步走着。

勒尔说：“花这么一份军粮面包，是值得的。”

我没有能够下决心讲话，我一点也不觉得快乐。

这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便躲到一株灌木后面。

脚步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士兵，脚上穿着长筒靴，跟我们完全一个样，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包包，向前飞奔。原来，是加登在全速行进。一转眼他早已走得踪影全无了。我们都笑了起来。明天早晨，他准会把我们责骂一顿咧。神不知鬼不觉地，我们又都回到了自己的草垫上了。

我被传唤到了办公室。连长交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通行证，还祝我一路顺风。我看看到底给了我多少天假期。十七天，十四天休假，三天路程假。这就太少了，于是我问，是不是可以给我五天的路程假。伯廷克指了指我的通行证。从那上面，我看到并不需要马上回前线。休假期满以后，我就得往一个野外营地去报到，参加一门课程的训练。

大家都向我祝贺。卡钦斯基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我尽量想法找一个基地的差使。“如果你机灵，你还可以把这个职位一直干下去。”

我其实宁可过了八天再走，我们在这里本来也会住这么久的，何况这里生活又挺好。

当然，我还得在营房食堂请大家喝酒。我们都有点醉醺醺了。我心情忧郁；我要离开六个星期，那当然是鸿运临头，可是在我回来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是不是还会见到这里的这些人呢？海伊和克默里希早都已经不在了，下面又会轮到谁呢？

我们喝酒的时候，我挨个将他们看过去。克罗普坐在我旁边抽着烟，他一声不吭，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对面蹲着卡钦斯基，耷拉着肩膀，大拇指很粗壮，说话不紧不慢；缪勒露出了牙齿，大声地哄笑着；加登睁着一双耗子似的眼睛；勒尔长着一把稠密的胡子，看去至少像有四十岁了。

我们头顶上飘浮着一股浓重的烟气。凡是有士兵的地方，不会没有烟草的！营房食堂是士兵的避难所，啤酒绝不只是一种饮料，而且还是一种表示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动活动四肢、伸伸懒腰的标志。我们干这些事，倒像举行仪式似的，大家把腿伸在前面，无拘无束地随地吐着痰，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一个人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怎么会种种事情一下都出现在了面前！

到了晚上，我们又到运河的对岸去了。我几乎很害怕，当我告诉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说我就要走了，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我们再也不会重新见面了。她只是点着头，并没有太动声色。起初，我不能很好地理解，随后我突然明白了。勒尔说得对：要是我上前线，她又会叫我“可怜的小伙子”，可是这回仅仅是休假，对这个她并不爱听，也不是那么很有趣。让她这个叽叽喳喳的饶舌女人见鬼去吧。一个人梦想着一件奇迹，醒来时却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粗面包。

第二天早晨，捉好虱子以后，我就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跟我同去的有克罗普和卡钦斯基。在停车站，我们听说还有两三小时火车才会开。他们两个人还得回去值勤。我们便相互道别了。

“祝你幸运，卡钦斯基；祝你幸运，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一两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一次举步和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不管离多远，我也认得出他们来。随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蓦然间，我心里急躁得要死，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我在多少个车站月台上躺过，我在多少家流动厨房前站过，我在多少张木板长凳上蹲过。随后，那景色终于变得使人感到不安、神秘而且熟悉了。从西边的车窗外面，掠过一座座村庄，那里的茅草屋顶如同帽子一般盖在墙上刷了白灰、一半用木料建成的房子上，一块块农田如同珍珠母似的在斜阳中闪烁，还有一片片果园、一座座谷仓和一株株老菩提树。

车站的名字开始有了意义，我的心也便颤抖起来。列车颠簸着向前行进，我站在车窗旁边，抓住了窗框。这些名字标志着我青年时期的界限。

平坦的草地，田野，农场，孤零零的一对套着车的牲口，映衬着天空，沿着与地平线并行的道路移动。铁路过道处的拦路木栅，它前面站着的农民们在等候，姑娘们在挥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还有通往村子去的道路，平平整整的、没有炮兵部队的道路。

已经是黄昏了，如果没有列车的响声，我准会叫喊起来。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