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这条街走去，我每一家铺子都熟识，什么食品杂货店啊，药材店啊，面包店啊。后来，我终于在一扇把手已经损坏的褐色的门前站住了，我的手觉得沉重起来。我把门推开，迎接我的竟是一种古怪的冷漠，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了。

楼梯被我的长筒靴踩得嘎嘎作响。楼上，有扇门砰的一声开了，有个人凭着栏杆向下张望。被打开的是扇厨房门，她们正在煎马铃薯薄饼呢，屋子里弥漫着这股香味，今天肯定是星期六，而那位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的准是我的姐姐了。有一会儿，我觉得怪不好意思，便低下了头，随后我摘下钢盔，抬起头来一看。一点不错，果然是我的大姐。

“保罗，”她叫道，“保罗！”

我点点头，我的背包跟栏杆扶手撞了一下，我的步枪才重得厉害呢。

她把一扇门拉开了，唤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钢盔和步枪。我用尽平生之力把它们紧紧抓着，可就是一步也没法前进，楼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用枪托撑在脚边支住我的身体，把牙齿狠狠地咬紧，可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姐姐的一声呼唤竟使我浑身没有了力气，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苦苦地挣扎着，想要笑一笑，说句话，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又悲愁，又困惑，不由得一阵剧烈地痉挛，而且不由自主地，泪珠扑簌簌从我腮帮上滚落下来了。

姐姐又走回来，问道：“你怎么啦？”

于是我振作一下精神，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楼梯口。我把步枪倚在角落里，把背包靠在墙上，把钢盔搁在上面。我还把皮带什么的也解下来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我激动地说：“给我拿一条手绢来！”

她从小橱里拿出一条来给我，我把脸擦干。我头顶的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是我从前收集的一些彩色蝴蝶。

这会儿我听到母亲的嗓音。那是从卧室里传过来的。

“她还没起床吗？”我问姐姐。

“她病啦……”她答道。

我走进她房里，把手伸给她，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回来啦，妈妈。”

她在苍茫暮色中静静地躺着。随后她提心吊胆地问我，我也感觉到她那种搜索的目光，她问：“你是不是受了伤啦？”

“不是，我是准假回来的。”

我母亲脸色很苍白。我不敢点灯。“现在我躺在这里，流着眼泪，”她说，“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

“你是不是病了，妈妈？”我问。

“今天，我打算起来一会儿，”她说着，又朝我姐姐转过脸去，姐姐进进出出地老往厨房里跑，怕把饭菜给烧焦了，“把那罐越橘果酱拿出来。你不是喜欢吃的吗？”她这样问我。

“是的，妈妈，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东西了。”

“我们简直好像早已知道你要回来似的，”我姐姐笑着说道，“正好有你喜欢吃的东西，马铃薯煎饼，甚至还有越橘果酱呢。”

“而且又是个星期六。”我补上了一句。

“坐到我旁边来。”我妈妈说道。

她朝我瞅着。她的一双手，跟我的相比，显得又苍白，又虚弱，又瘦削。我们没有谈什么话，多谢她什么也没有问我。我该说些什么呢？凡是我能够指望的事情，样样都已经实现了。我平平安安地走了出来，坐在她的旁边。厨房里，我姐姐正站在那里，一边做晚饭，一边唱歌。

“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地说。

在我们家里，感情向来都不是很外露的，凡是穷苦的人，得辛勤操劳，满怀忧虑，一般感情都不外露。他们不会这样行事，他们不会把反正已经知道的事明确说出来。当我母亲跟我说“亲爱的孩子”，它的意义要比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更加深刻得多。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罐越橘果酱是几个月来他们仅有的一罐，而这一罐却由她专门为我保存了下来，同样还有那些多少有点变味的饼干，她也留给了我。这些东西，她准是凑巧弄到了手，而统统为我保留下来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对面饭店主人家花园里的栗树，从窗子里映进来褐色和金色的光芒。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自语着：“你是在家里了，你是在家里了。”可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并没有让我摆脱掉，在这一切的事物中间我还没法感觉到舒适自在。那里是我的母亲，那里是我的姐姐，那里是我放蝴蝶的镜框，那里还有一架桃花心木的钢琴，可就是，那里我还不是我自己。我们之间有着一段距离，隔着一重帷幕。

我出去把背包拿到了床边，将我带回来的东西都取了出来：一整块荷兰干酪，是卡钦斯基给我弄到的，两条军粮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浆灌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东西我想你们都用得着。”

她们点了点头。“这里的粮食供应是不是很差？”我问。

“是的，数量不太多。你们在前方够吃吗？”

我微微一笑，指指我带回来的东西。“当然不是一直都有这么多的，不过我们生活得相当过得去。”

厄娜把吃的东西拿走了。我母亲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颤颤巍巍地问道：“在前方是不是过得很糟啊，保罗？”

妈妈，这句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你不会懂得，你永远不可能理解。你也永远不必要理解。是不是过得很糟，你问。你，我的妈妈啊。我摇了摇头，说道：“不，妈妈，不那么太糟。我们常常大伙在一起，所以也不是那么糟。”

“哦，可是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最近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