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这些厂矿要么被征调，要么遭破坏，徐渊估算过，三个月内产能就得减半。孔祥熙比谁都清楚这点——他掌管的中央银行，刚稳住法币发行，内战一来，军费激增必然引发通胀，法币改革的成果就全毁了。

徐渊没闲着，他让《新民周刊》特刊登了篇“法币与国计民生”，隐晦提了句“若市场动荡，侨汇恐将骤减”——这话是说给孔祥熙听的，也是说给海外华侨听的。

他从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拿到的数据显示，1936年侨汇占国民政府外汇储备近四成。若南京执意内战，华侨肯定停汇，到时候外汇枯竭，连进口军火都成问题。徐渊立刻让驻新加坡的商社发了篇通讯，提了句“侨胞盼团结抗日，若内战起，捐款恐难续”——这消息传回国内，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们立刻联名致电南京，呼吁和平。

有次和重庆银行的胡子昂聊天，对方说重庆商号都在囤货，怕内战影响生意。徐渊却摇头：“让他们安心做买卖，南京不敢打，他们的钱袋子撑不起。”后来宋子文从西安回来，宣布“停止剿共”，胡子昂才专程来谢，说“还是徐先生看得透”。

徐渊只是笑了笑——不是他看得透，是经济规律不骗人。孔宋的经济帝国靠蒋先生的政治稳定支撑，民族资本家靠市场稳定生存，华侨靠国家统一才愿捐款。内战，就是断所有人的财路。他不过是把这账本摊开，让各方都看清：和平不是选择题，是生存题。

此时的国际外交棋盘的关键是欧美各大国都紧盯中国棋局。

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徐渊收到驻莫斯科朋友的密信，说《真理报》骂西安事变为“日本阴谋”的社论，是斯大林亲自审定的。看到这话，徐渊心里更有底了：苏联绝不会让中国内战，他们需要一个能牵制日本的中国。

苏联的心思很直白——法西斯在欧洲抬头，不能再让日本从东边夹击。蒋介石再反共，也是当时唯一能整合全国力量的人。徐渊立刻让《大公报》转载了苏联的社论，还加了段“编者按”，强调“国际间皆盼中国团结”——这既是借苏联的态度压南京，也是给中共递信号：苏联不支持“审蒋”，和平解决才是正道。

英美那边的态度，徐渊也摸得清楚。从上海租界洋行经理那听说，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私下对宋子文说“若中国内战，英国在华贸易恐受损”。英美在华有巨额投资，他们怕内战给日本可乘之机，挤掉自己的利益。有次在重庆英国领事馆的酒会上，领事隐晦问徐渊“西南对西安事的态度”，徐渊只回了句“我们支持能让中国统一抗日的方案”，对方当即点头：“这也是伦敦希望看到的。”

至于日本，徐渊收到的情报显示，他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在煽动“华北自治”，想趁乱取利。可日本也怕——怕事变促成中国团结抗日。徐渊让《渝声晚报》登了则“日寇增兵华北”的消息，配了张日军演习的照片，就是要提醒所有人：内部纷争，只会让真正的敌人受益。

徐渊知道，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棋盘。苏联要牵制日本，英美要保在华利益，日本想乱中取利——这些大国博弈，最终都指向“中国不能分裂”。他做的，不过是把这些国际信号通过舆论传递出去，让南京和西安都明白：和平是国际大势，没人能逆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