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中官员“恩威并施”：对于忠于司马氏的老臣，如蒋济、王凌等人，他予以重用，保留其爵位与权力；对于持中立态度的官员，他不加逼迫，允许其“各司其职”；而对于暗中反对司马氏的曹魏宗室与官员，他则采取“隐忍观察”的策略，不轻易动手，避免激化矛盾。

同时，司马师注重“制度改革”，以提升行政效率。

他简化了曹魏后期繁琐的官僚制度，裁撤冗余官员，选拔有才能的寒门子弟入朝为官，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

这一举措，不仅得到了寒门子弟的支持，也削弱了曹魏宗室与旧贵族的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基础。

此外，司马师还十分重视“舆论引导”。

他提倡“尊儒重教”，修复因战乱受损的太学，鼓励学者着书立说，通过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此处的“君”虽为魏帝，实则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政权），营造稳定的社会氛围。

同时，他严禁官员“结党营私”，对贪腐官员严惩不贷，树立了“清正廉明”的执政形象。

司马师掌权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挑战，便是嘉平三年（251年）的王凌之乱。

王凌是曹魏的老臣，曾任司空、太尉，与司马懿同辈，素来忠于曹魏，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他认为魏帝曹芳年幼，被司马氏控制，于是暗中联合外甥令狐愚（兖州刺史），计划拥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为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另立朝廷，与司马师掌控的洛阳政权对抗。

王凌的计划起初十分隐秘，但很快被司马师察觉。

此时，司马懿刚去世不久，司马师若立即出兵平叛，可能会引发朝中动荡；但若放任不管，王凌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大。

面对两难局面，司马师选择了“先稳后打”的策略：他首先以“加官进爵”的名义，任命王凌为太尉，麻痹对方，使其放松警惕；同时，他暗中调遣荆州刺史胡遵、豫州刺史诸葛诞等人，领兵向寿春方向集结，形成包围之势。

嘉平三年四月，王凌见时机成熟，决定起兵反叛，却发现自己已被司马师的军队包围。

此时的王凌，既无兵力优势，也无民心支持，深知大势已去，最终选择投降。

司马师并未对王凌施以极刑，而是将其押往洛阳，途中王凌自杀。

不过，为了震慑其他反对势力，司马师仍下令将王凌、令狐愚“夷三族”，并赐死楚王曹彪，同时将曹魏宗室诸王全部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派人严加看管，彻底消除了曹魏宗室的反抗可能。

王凌之乱的平定，不仅巩固了司马师的权力，更向天下宣告了司马氏“不容反叛”的决心。

此后，朝中与地方的反对势力虽仍有不满，但大多不敢再公开与司马氏对抗，司马师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迎来了掌权后的又一次重大考验——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试图剥夺司马师的权力，恢复曹魏宗室的统治。

李丰等人是曹魏旧臣的代表，夏侯玄更是司马师的前小舅子，他们认为司马师“专权跋扈”，已威胁到曹魏的存亡，于是暗中联络宫中宦官与部分禁军将领，计划在朝堂之上发动政变，诛杀司马师。

然而，这场密谋很快被司马师的眼线察觉。

司马师得知消息后，并未慌乱，而是迅速采取行动：他先以“议事”为名，将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人召入大将军府，随后当场揭露他们的密谋，将三人全部逮捕。

在审讯中，司马师并未严刑逼供，而是凭借掌握的证据，让三人无从辩驳，最终以“谋逆罪”将他们诛杀，并“夷三族”。

诛杀李丰等人后，司马师意识到，魏帝曹芳虽年幼，但已成为反对势力的“精神象征”，若不废黜，日后必成隐患。

于是，他以“曹芳年长不亲政，沉迷酒色，不能承继大统”为由，上奏皇太后郭氏，请求废黜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之孙）为帝。

当时，朝中虽有部分官员反对，但在司马师的压力下，最终无人敢公开抵制。

同年九月，曹芳被废为齐王，迁往河内郡；曹髦登基为帝，成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新傀儡。

废立皇帝，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与政权动荡。

但司马师通过“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不仅顺利废黜了曹芳，还立了一个更年幼、更易控制的曹髦，既消除了隐患，又未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足以体现其政治手腕的成熟与权力的稳固。

此时的司马师，已成为曹魏政权实际上的“无冕之王”，距离代魏仅一步之遥。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的权力达到巅峰，但一场更大的叛乱也随之爆发——扬州刺史文钦与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反叛，史称“毋丘俭文钦之乱”，这是“淮南三叛”中的第二次叛乱，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文钦与毋丘俭都是曹魏的资深将领，曾随司马懿、曹爽等人征战多年，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尤其是文钦，与司马师素有矛盾，其子文鸯更是骁勇善战，被文钦视为“破敌利器”。

正元二年正月，文钦与毋丘俭以“讨伐司马师，恢复曹魏正统”为名，在寿春起兵，兵力达五六万人，并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诸侯共同讨伐司马氏。

此时的司马师，正患有眼疾（据史书记载，他此前因过度操劳，眼睛上长了“瘤疾”，时常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