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藻，只是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像翠龙山的溪流，清澈见底。写到“民生疾苦”时，他想起父亲说过的“当官不是为了风光，是为了让百姓能安稳吃饭”，笔尖顿了顿，落下的字比平时更重些。

放榜那天，彭端淑挤在人群里，从榜单末尾往前找。眼睛看酸了，才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看到“彭端淑”三个字。他愣了愣，忽然想起紫云寺的青灯，想起父亲的“力学毋弃”，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旁边有人拍他的肩膀：“恭喜恭喜！”他才回过神，对着那人拱手，声音还有些发颤。

中了举人，按规矩要穿青衿（青色的官服）。彭端淑穿上时，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总觉得不太自在。父亲说：“这衣裳是给有担当的人穿的，你要记得，青衿下面，是百姓的盼头。”

九年之后，彭端淑和弟弟彭肇洙一起赴京参加会试。春闱放榜那天，兄弟俩挤在人群里，眼睛瞪得发酸。忽然，彭肇洙指着榜单大叫：“哥！你看！”彭端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彭端淑”和“彭肇洙”两个名字紧挨着，像两棵并肩的树，在京城的春光里挺直了腰。

那一刻，兄弟俩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握了握手。彭端淑想起九年前丹棱的稻田，想起紫云寺的雾，忽然明白：有些路，走的时候觉得漫长，回头看，却不过是几步的距离——只要你不停地走。

进了吏部，彭端淑穿的官服是藏青色的，比举人时的青衿更深些。他从主事做起，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卷宗，给官员的升迁调转写评语。吏部的朱红长廊长得望不到头，廊下的铜鹤嘴里衔着铜珠，被岁月磨得发亮。彭端淑捧着卷宗走过时，脚步声在长廊里回响，像在提醒他：每一份卷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前程，一个地方的安稳。

他做事格外认真，看卷宗时总带着紫云寺读书时的劲头，一字一句地抠。有次看到一份官员的考核表，写得天花乱坠，却没提一句实实在在的政绩。彭端淑在旁边批了行小字：“花言巧语，不如一粥一饭。”上司看了，点头说：“彭主事说得在理。”

从主事到员外郎，再到文选司郎中，彭端淑的案头永远堆着小山似的卷宗。他却从没抱怨过，只是把砚台磨得更勤了。晚上加班，他就点一盏油灯，灯芯“噼啪”地跳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长忽短。有次弟弟彭肇洙来看他，见他眼窝深陷，劝他歇一歇。他指着案上的卷宗说：“这些都是百姓的事，歇不得。”

乾隆十二年，彭端淑担任顺天府乡试的同考官。闱场里的油灯比吏部的更亮些，他坐在帘内，手里的朱笔悬在卷纸上，一份份地审阅。忽然，一份考卷让他停住了笔。那字写得跳脱不羁，像蜀地山间的溪流，遇到礁石也不回头，绕个弯继续往前奔。文章里的见解更是新颖，把“经世致用”讲得深入浅出，没有半句陈词滥调。

彭端淑反复读了三遍，在卷首圈了个醒目的红圈，旁边注上“纪昀”二字。他对旁边的考官说：“这考生是个奇才，将来必成大器。”

后来纪昀果然成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名气比彭端淑还大。每次见了彭端淑，他都恭恭敬敬地行礼，喊一声“恩师”。彭端淑总是摆摆手：“我不过是先看到了你的光，那光原本就在你身上。”

有人说彭端淑运气好，能识得纪昀这样的人才。他却在日记里写：“识人如读书，不在浮华，在骨相。纪昀的骨头里，有股不肯安于平庸的气，像当年翠龙山的我们。”

三、岭南的暑气与案头的清风

乾隆十九年的夏天，彭端淑接到调令，要去广东担任肇罗道署察使。出发那天，京城下着小雨，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没让同僚送行。马车驶出城门时，他回头望了望吏部的朱红长廊，忽然想起父亲说的“官帽是戴给百姓看的，不是戴给自己炫耀的”，心里踏实了不少。

广东的暑气是带着潮气的，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人裹在里面。彭端淑到肇罗道衙门时，浑身的衣衫都湿透了，贴在背上，像块沉重的铅。更让他头疼的，是案头堆着的三千多件积案——有些卷宗的纸都发黄发脆了，上面的霉斑像长了毛的心事，看得人心里发堵。

“这些案子拖了多久？”彭端淑问属下。

“有的拖了三四年，有的甚至更久……”属下低着头，声音发虚。

彭端淑没说什么，只是让人把所有卷宗搬到院里的榕树下。榕树的叶子密得像伞，能遮住大半个院子。他搬了个竹凳坐在树下，拿起最上面的一卷，慢慢翻开。阳光透过叶隙落在纸页上，像撒了把碎银，照亮了上面模糊的字迹。

“不必迎送，不必款待。”他对随从说，“我巡查的时候，就带两个人，一匹马，够了。”

第二天一早，彭端淑就骑着马出发了。他没走官道，专挑田埂小路走。看到稻农在水田里弯腰插秧，他就下马站在田埂上看一会儿，和农妇聊几句“今年的收成怎么样”；遇到船家摇着橹从河上过，他就笑着打招呼，问“河水够不够深”。有次路过江边的草屋，见个老妇坐在门槛上抹泪，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

彭端淑让随从停下，走过去问：“老人家，出什么事了？”

老妇抬起头，满脸皱纹里都是泪：“大人，我儿子被冤枉了，说他偷了地主的牛，关在牢里快半年了……”

彭端淑接过那张纸，是张判决书，写得含糊其辞。他皱了皱眉：“您别急，我这就回去查。”

回到衙门时，天已经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