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记忆复现

摘自1992年5月25日

病人H.M.和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研究员的一次面谈

研究员：你记不住事情有多久了？

H.M.：我自己也讲不清。我不能告诉你是因为我也不记得了。

研究员：哦，那你觉得这该以天计算？还是以周？或者以月，以年计算呢？

H.M.：呃……貌似我也并不能精确地基于这些时间单位来算……

研究员：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已经出问题一年多了？

H.M.：嗯，我想是的。大概有一年了，或许不止。因为我觉得我做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可能做了，呃，我可能做了个手术什么的。

研究员：嗯，是的吧。那跟我说说吧。

H.M.：呃，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做的了，是在……呃……

研究员：你还记得你医生的名字吗？

H.M.：并不记得了。

研究员：斯科维尔医生，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吗？

H.M.：熟悉，确实很耳熟。

研究员：那跟我说说斯科维尔医生吧。

H.M.：好吧，他，他……他总是到处跑来跑去。他做了，呃，给人做医学研究，各种各样的人，还有欧洲人呢！有富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

研究员：你说得对。那你后来见过他吗？

H.M.：恩，我想我是见过的。见过好几次了……

研究员：是在医院见的？

H.M.：不，我第一次见是在他办公室。是在我去医院之前。

目前尚不清楚当时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什么时候。我翻阅了我能找到的外祖父的所有论文，但是那次会面的记录好像并不存在。我本来猜测它可能发生在1943年，但好像又说不过去，因为那年外祖父还驻扎在华盛顿沃拉沃拉的军队医院里。因此，那次会面更可能是在1945年或1946年，战争刚结束不久。

那时亨利可能十八九岁，最多也就21岁吧，还是一个孩子。大概时间就是他从东哈特福德高中毕业后不久，最多毕业三年之后。在他的大学年鉴相册里，亨利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里一句话：“质朴的信仰用不着矫饰。”他只得在人群中看着他的同学们走过讲台，而自己却被勒令待在座位上，以防止那种具有扰乱性的癫痫发作。或许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了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垃圾场打捞废金属。也或许他已经开始了第二份工作——在Ace电动马达公司，绕着铜线圈消磨着时光。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他会听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的广播，或者看电视。他爱好收集枪支，他的确有那么几支，从来福枪到老式的燧发手枪都有。他带着这些枪到屋子后面的田里练习打靶。他想造一个铁路模型，但一直没能实现。不过他造了些飞机和汽车模型。他不能开车，也没几个朋友。

亨利的父母和他的保健医生哈维·戈达德（Harvey Goddard），尽一切可能对他的癫痫进行控制。但很显然，事情只是变得越来越糟，他发作得越发强烈而频繁了。几乎江郎才尽的戈达德建议他们求助于我外祖父，虽说外祖父不是个癫痫专家，但好歹是训练有素的神经学家，一定会比综合科医生对此有更深的见地。

应该是亨利的母亲或父亲陪着他去看病的。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他们可能会相互握手和问候。或许莫莱森一家还精心打扮了一番。外祖父肯定也是和往常一样一丝不苟，他浓密的灰白头发向右边偏分，上了橄榄油，他帅气的蓝眼珠直率而好奇。也许电工古斯塔夫和我外祖父这个“机修工”闲聊了一会儿，发现他们在修修补补上有着一些共通之处。当然又或者没有。莫莱森家庭贫穷，职业也有些卑微。而我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脑外科医生。他们有着明显的区别，有着财富、地位、教育和权力的鸿沟。

最终我外祖父回归正题，有条不紊地回顾了亨利的病史，试图找到一点儿或许可以解释他疾病的线索。他会问到莫莱森家族是否有其他癫痫病例，而他也会得知，亨利父亲的两个堂兄以及一个外甥也多少有点这种毛病，而这体现出了一种遗传因素。他也会问到，亨利是不是曾遭受过严重的头部创伤。他是不是曾经失去过知觉，或受到过任何暴力重击，令他的大脑造成了损害？

亨利会告诉他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初秋7月，有一辆他没有留意到的自行车撞倒了他，给了他当头一击。也许他还会俯下身子，向我外祖父展示他前额上浅淡的疤痕。

即使这次会面有记录，但是它比起我外祖父的临床观察来说，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病历从来不是个内省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提到任何由亨利的故事可能触发的个人记忆。即使亨利的自行车事故唤起了他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丧失，他也不会写下来。

为了了解那次丧失，我们得回溯到1875年2月24日，那天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法庭上，美国历史上最耻辱性的一次审判已经接近尾声。首席辩护律师背后有着强大的团队，里面甚至包括未来的国务卿。他踱步在陪审团席前边的台子上，警告着坐在那儿的12个人，如果他们不判无罪释放，就将会作为“人类舞台上最悲剧的演员”而被后世人记住。与此同时，首席检察官对陪审团说，“你们裁决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基督教的完整性。”

被告是个牧师，名叫亨利·沃德·比彻（He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