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医生切去了他大脑中的一块小部分，我们称之为内侧颞叶。手术并没有什么显性的不利影响，但它也并不能说是成功的：他离开医院后不久，癫痫就又复发了。所以他又回到了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还是那位外科医生，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切除，损伤了他更大部分的大脑。如今，三个星期之后，这位名叫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的心理学家正在对他进行测验，看他的第二次手术是否造成了功能性的缺陷。

最初的结果的确很好。他看上去没有出现任何常见的术后失语症，脑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很容易患上这种病症。也就是说，他说起话来毫不费力。用韦氏智力量表测下来，他的智商还略有上升，从119涨到了120，这倒也不会完全出人意料。癫痫发作往往会让人有点懵，而手术之后症状的减轻往往会带来更加清晰的思路。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都表示一种明显高于平均值的、比较卓越的智力水平。接着她开始测试病人的记忆力。跟智商一样，记忆力往往也会受手术的影响。向他读完那个被抢劫者的故事后，米尔纳让他重述他所记得的每一个细节。

他停顿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思路就开始了。

米尔纳作了如下记录，“虽然故事的主旨保留了下来，”但很明显，“所有精确的人名、地点和数字都缺失掉了。”她马上又给他读了另一个故事，再次让他认真听完后复述给她。

“一艘名为纽约号的美国邮轮，”她读道，“周一晚上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尽管受到令人眩目的暴风雪与黑暗的夹击，船在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像个软木塞子，但包括18名女性在内的60名乘客全都获救了。第二天，他们由一艘英国邮轮带进了港口。”

病人向她复数的第二个故事如下：

“美国邮轮纽约号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当时下着茫茫大雪。人们都试图乘船去港口，但一切都是徒劳，那种巨大绝望感迟迟不能散去。”

米尔纳表示，他那个版本的故事“一开始是准确的，但在第一句话之后，思路就走偏了，于是整个故事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然后她又问他，关于第一个故事，他还记得些什么。

他一个词都记不住了。他告诉米尔纳说，这是因为他“精力过于集中在第二个故事，”并且补充说，因而为记住第一个故事“制造出了可怕的困惑和混乱。”

他们又转而做一些别的测试，测试大概需要五分钟来完成。而后，米尔纳问他，关于之前自己讲的两个故事，他还能记得多少。

他茫然地看着米尔纳。

他一点儿也不记得米尔纳向他读过什么故事了。

布伦达·米尔纳自己曾乘坐一辆满载着矿石的美国邮轮上从英国的海岸出发，开始了一段航程。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她的丈夫彼得离开了他们在英国的家，启程前往北美。到了晚上，开放的海域中，任何光亮都会令他们被德军的U型潜艇盯上，因此船长命令他们关掉一切电源，蜡烛都不能点。他们向西行进了一个多星期，曲线行驶在月光下的海面上，避免船的路线被预测到。当他们抵达波士顿后，看到那辉耀的天际，米尔纳感到有点晕眩，她沉醉于那种光亮里，并因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安全感与可能性而激动不已。之前一年，她与电气工程师彼得一同在英国一个受隔离的军用雷达研究中心工作。他们一直要与一种担忧做斗争，担心二人会被绑架，会被送出边境去为德意志工作，据传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同盟国许多前途无量的年轻科学家身上了。才华的确也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

米尔纳于1918年出生在曼彻斯特，她在一座周围满是飞燕草的老房子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评论家兼钢琴老师，她的母亲曾是她父亲的学生，他们年龄相差26岁。父亲比较特殊的工作时间让他有时间跟女儿待在一起，与她徜徉在莎士比亚、德语和数学里。父亲一直让她在家自学到7岁，那年父亲因肺结核而去世。她守寡的母亲把米尔纳送到一间女子寄宿学校，她在那儿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她进入剑桥大学，本想学习哲学但最终选择了心理学。主要是因为她认为心理学家要比哲学家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她于1939年毕业，并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奖学金，这使她可以在剑桥额外做两年研究。刚开始，她在那儿研究的是感觉冲突，感觉冲突会发生在外部线索与内部线索不协调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你的本体感觉告诉你自己站直了，但会有一种视觉上的错觉让你看起来像是往左倾斜。1939年9月，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那个项目中止了。米尔纳和她的剑桥同事被分配去另一个项目工作，即设计一套心理学能力测验，据说是要帮助军队选定哪些新兵适合做投弹手，哪些新兵适合做轰炸机飞行员。1941年她又被重新分配了一次，被送到一个雷达研究中心，也就是在那儿，她遇到了彼得。1944年，彼得出人意料地跟她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他要被调到蒙特利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去了；第二句是，他想要米尔纳嫁给他，陪他一块儿过去。

这对新婚夫妇在波士顿吃了一顿厚切牛排和冰淇淋的晚餐，又在科普利广场酒店（Copley Plaza hotel）住了一晚后就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