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被马君武认为是替袁世凯当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对宋教仁大肆言语讨伐。宋教仁年轻气盛，按捺不住性子，便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立即还以颜色，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左眼顿时受伤出血，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当然，马君武素来骁勇善战，当众斗殴的光辉事迹屡屡散见于野史轶闻之中。如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他必定当仁不让位列前茅。除了宋教仁被他辣手摧花外，惨遭他荼毒的还有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肇甫、著名诗人苏曼殊等人。

在暴力行为方面，同盟会的女会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以唐群英为甚。1912年3月20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唐群英等因为女子参政权问题企图闯入会场，参议院下令禁止入内。唐群英恼怒之下，挥拳击破窗户玻璃，手掌受伤鲜血四溢。警卫上前阻拦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之仆地”。

唐群英最光辉的业绩还是殴打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在党纲中取消妇女参政权，唐群英于1912年8月27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对宋教仁进行公开殴打。据当时报纸描述，唐群英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国民党（同盟会）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于敌党自然更下得去手了。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成立大会召开那天，以陶成章、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

第三九七章乱鸦又向寒林集

孙元起此次北上，是为了准备参加中央学会的参议院选举。

“中央学会”是个奇怪的名字，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个组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存在时间非常短。从1912年8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由中央学会选出参议院议员8人开始，到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中央学会最重要的任务选举参议院议员成为镜花水月，中央学会也不了了之，总共不过存在一年半时间。若是算正式组建时间，恐怕还要更短。

尽管中央学会一直以来寂寂无闻，但它在学术脉络和政治体系的传承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根据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签署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直接隶属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学术定位上看，中央学会应该是取法法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的规制，并上接唐宋元明清以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的传统，下开民国中央研究院、党国中国科学院的先河。

民初政府对于中央学会的建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把它与各省放在同等位置，分配了8名参议院议员名额，相比之下，各省也不过才有10个名额而已，由此可见其对中央学会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份尊崇并非始自民初政府，而是脱胎于清朝末年的资政院，因为在资政院200人名额中，就有10个是钦定给硕学通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