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一种近乎执迷不悟的爱，无视自己的命运和苦难，无视自己的颠沛流离，当他对比自己更苦难的人毫无矫饰地表现这种爱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是钟鸣鼎食的王公，也许他的确是的，在精神上，他永远是富翁，因为他拥有这样博大的爱。

想起以前读《南史》时看到的陶渊明的一段故事：陶渊明在当那个只能挣五斗米的彭泽令时，没有带家人一起上任。在他任职期间，有一天，他送了一个仆人给儿子，并附上一封信，信里说：

“我把这个人送给你，帮你做些粗活，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善待他……”

在我心中，陶渊明的这段话远比他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厌恶官场黑暗之类的口号诗句要伟大得多。因为与其空泛虚伪地高谈政治，不如把眼光放到自己身边，真正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时隔一千多年，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面也告诫道：

家人（家里的佣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越。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教孩子做个强人，从智力到能力，从身体到才艺，据说这个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如果不能比别人强，就会被抛弃被淘汰，而要不被别人淘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淘汰别人，甚至为此不惜任何手段。于是我不禁悲哀地想到：我们的教育，本质上还是以人为敌的教育。可是，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终极是什么，我想，从杜甫，从陶渊明，从郑板桥这里，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在天地间，有一种最大的爱，它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任何意识形态，成为永恒的温暖，成为永恒的阳光，它让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为自己赎罪。

盛世结束的叹息张九龄

安史之乱是公认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但是，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唐宪宗有一次与大臣们议论前朝治乱得失时，大臣崔群说：“世人都认为安禄山造反是我朝治乱的分界线，我以为，玄宗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就已经走上衰败之路了。”

盛世的背影

张九龄（678—740年），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七岁开始写文章，十三岁时，广州刺史王方庆见到他的文章，大为激赏：此子“是必致远！”武后神功元年，张九龄乡试名列前茅，长安二年，擢进士。

长安三年，当时的名臣张说因忤旨流配岭南，见到张九龄，对他十分器重，称之为“后出词人之冠”。中宗神龙三年，张九龄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官职，此年他三十岁。后来又迁左拾遗。张九龄为人清廉公正，在担任左补阙期间，负责吏部试选及应举者，被称为“详正公允”。开元四年，张九龄回家侍奉老母，他见当地交通阻塞，便献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是年冬，他亲自指挥，开通了大庾岭路。

开元十年，张说为宰相，与张九龄叙为本家，擢九龄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杠县男。张说罢相之后，张九龄受牵连，被贬为冀州刺史。经过近十年的贬谪生涯，张九龄的宦途终于渐渐走向高峰。开元十九年春，他奉诏回朝，担任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副知院事，之后一路升迁，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就任中书令。

唐代为避免大臣专权，并没有专设宰相一职，而是由三省长官，即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尚书省长官本是尚书令，由于唐太宗即位前曾经担任尚书令，因此后代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共议国政，他们其实都是宰相。为了分权，唐代还经常让不是三省长官的官员参与宰相政务，一般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以示区分。因此，张九龄其实是在担任中书侍郎的时候就成了大唐帝国的实际宰相，而次年担任中书令，更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张九龄为相贤明正直，敢于谏诤。曾上“事监”十章，论前古兴亡之道。开元二十二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契丹，大败。安禄山被押解至京城治罪。张九龄对玄宗说：从安禄山的面相看，这人以后一定会造反，最好趁此机会杀掉他。可是玄宗却动了恻隐之心，说：当年王衍听了石勒一声长啸，说他以后一定是叛党，虽然事实证明王衍是正确的，但是安禄山应该不是石勒吧。于是放走了安禄山。如果当时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那么唐朝的历史必将被改写。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蜀地，此时才想起张九龄的劝谏，叹息道：“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张九龄去世后，玄宗追思其功，派人到曲江祭奠张九龄。

张九龄担任宰相的时候，正是开元盛世的顶峰，玄宗对张九龄十分敬重，说他“风威秀整”，气质迥异于常人，还说：我每次早朝时看到张九龄，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世人也将张九龄的风度誉为“曲江风度”。

开元盛世的出现，跟唐玄宗初期的励精图治和姚崇、宋璟以及张九龄等大臣勤于政事是分不开的。可是，唐朝走到历史的顶峰之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低谷。晚年的玄宗耽于享乐，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