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的兴盛，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功”，要求禁止佛教的传播。（《旧唐书》卷七十九本传）

中唐之后，由于“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趁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在经济上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利用佛教中饱私囊者也比比皆是。王维的弟弟、德宗时的宰相王缙就利用职权，唆使五台山几十个和尚“分行郡县，聚众讲说，以求货利”。（屈小强著《白马东来》）

面对佛教的兴盛，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韩愈深感忧虑。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一节，每三十年和尚就将舍利请出供养，并说能致“岁丰人泰”。这年正月，宪宗派太监杜英奇等三十人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到宫内供养。在崇佛风气的影响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小民，纷纷施舍财物，以表虔诚，没有财物的，甚至自残身体以示礼敬。“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唐语林》）

在这举国一片念佛声中，韩愈站出来了，在皇帝崇佛，举国痴醉的气氛中，韩愈应该不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他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尖刻地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甚至说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些话在崇信佛教的皇帝看来，何止是大逆不道！而韩愈更让皇帝恼怒的是，他奏章里居然说从东汉明帝以来，好佛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好容易有一个在位比较长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可是死得也太难看——被叛将侯景饿死在台城。于是得出结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宪宗看到奏疏之后大怒，把韩愈的奏疏拿给大臣们看，并要治韩愈死罪。宰相裴度、崔群说情，宪宗说：“韩愈说我崇佛太过，我还可以容忍，但是他说东汉之后信佛的皇帝大多短命，怎能如此狂妄？”于是坚持要处死韩愈，最后，还是在朝廷大臣们的劝谏下，免除了死罪，将韩愈贬到潮州当刺史。

云横秦岭家何在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险遭杀身之祸的韩愈神色黯然地离开了京城，前往八千里路之外的潮州。走到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送行，于是，就有了这首被后人咏叹不绝的诗歌。

在当权者的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专制政府的效率就一定能达到最高的程度。诗人首句中说早上上奏章，晚上就被贬，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到此时，韩愈也没有低首哀鸣，俯首乞怜，而是敢作敢当，直言是自己“一封朝奏”而引来“夕贬潮州”，铮铮男儿气仍敲击出金石之声。罪是皇帝定的，诗人遵命到贬所，并不意味着就承认自己有罪，即使是差点掉了脑袋，韩愈还是执拗地坚持崇佛是“弊政”，不必说自己为此得罪，即使是丢了性命，也是老而弥坚，无怨无悔。可是，在专制社会，说真话的现实成本太高了。云横秦岭，家园何在？这句诗似乎是一句谶语。韩愈离京时十分仓促，坐着驿车就匆匆出发了。他离开之后，家人也被谴逐，他的小女儿在路上病死了，但是无法安葬，只好草草葬在驿站旁的山下。蓝关的积雪挡住了前路，马似乎也知道诗人的悲怆，举步不前。诗的结尾沉痛，但是又略微有一些苦涩的幽默：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事，一定是前来准备为我收尸的吧？

佛教自唐代之后，逐渐走上与儒、道合流的道路，成为支撑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只鼎足之一。因此韩愈排佛，后来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柳宗元说韩愈排佛是惑于名而未见实，不知佛教其实是金玉其中的。宋代王安石说，韩愈排佛斥老，与庄子所谓的夏虫无异。苏东坡则说：“韩愈所论不精于理，支离破碎，又往往自叛其说。”其实，韩愈崇佛还是毁佛，对千年以后的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皇上永远圣明的专制社会，更多的是万姓胪欢的歌颂，或者是遇斥遭贬之后的痛哭流涕叩头悔过。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宗教表演中，竟然还有一个清醒而固执的读书人，能够在缭绕的香烟中傲然站立，在痴醉的佛号声中，用尽丹田之气，发出一声呐喊，虽然，这喊声也许很快会被钟磬声压倒，被木鱼声掩盖，但是，这声呼号却与两千年前孟子的呼号遥相呼应：“虽千万人，吾往矣！”千年之后，不知道，这样的呼应，是否还能出现。

人生比诗歌更寒冷孟郊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二十四岁的韩愈在长安认识了一个来应考的四十二岁的举子，两人一见如故，短短的时间里，就写了大量的诗歌互相酬答。那时候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