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场棒球比赛。”
“当然没有，”齐马少校说，“他们还没有球棒。”
“我不想见到美国援助的装备出现在哪段虐囚视频里。”我说。
“太晚了，”齐马少校说，“而且，如果说我从伊拉克民政事务里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文化是很难改变的。”
“你什么意思？”我说。
“现在，”他说，“什叶派喜欢用钻子杀人，而逊尼派喜欢砍头。我不认为球棒能带来任何改变。”
“上帝，”我说，“我可不想和这些沾上边。”
“太晚了，”齐马少校皱着眉头说，“你已经在这里了。”
第二天我去了趟妇女健康诊所，心想大概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愿告诉诊所的社工娜吉达我再次令她失望了。
“我是伊拉克人，”上次我造访时她说，“我习惯了善意但无法兑现的承诺。”
视察诊所总让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被禁止入内。我会在街对面的房子里与娜吉达见面，她把诊所近况讲给我听。
诊所或许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还有农业教育计划，尽管那大多是辛迪的功劳。娜吉达似乎明白诊所对于我的重要性。每当我出现，她总是敦促我寻求更多的援助。同时她也觉得我这人脑子有点问题。
“工作？”她说。
“是的，”我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用作创业的平台？”
“平台？”
“或者我们开个诊所兼营的面包店，妇女可以……”
她一脸迷惑，我只得停下来。
“我的英语不够好，我觉得。”她说。
“算了，”我说，“反正也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的资金还会继续吗？”
我隔着街望着诊所，不舍之情重重压在我的胸口。两个女人走进诊所，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其中一个穿着蓝色棒球服，袖子比手臂还长。
“听天由命吧。”我说。我再次来到伊斯塔尔加尔联合安保站，希望他们能护送我去见卡齐米，但我一到安保站计划就取消了。我被告知，卡齐米死了。
“摩托车自杀式炸弹袭击。”情报官员在电话里说。
“噢，我的上帝，”我说，“他只是想抽水。”
“他是为了背后的好处，”情报官员说，“我认为他不是袭击目标。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情报官员不知道葬礼何时举行，但他告诫我，任何情况下去参加葬礼都是不明智的。除了找护送车队回塔吉以外，我再无事可做。恍惚中我作了回程安排，然后吃了些博普塔特饼干和玛芬蛋糕充当晚餐。剩下的只有等待。
其间我通过军用专线给前妻拨了个电话。她没有接，事后想起来这大概是好事，不过当时我很沮丧。我走到室外，在吸烟坑旁挨着一名上士坐下。他披着防弹衣，上身几乎是个完美的方块。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当兵多久了。
“能问个问题吗？”我说，“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来这儿？”
他盯着我，仿佛没听懂我的问题。“你为什么来？”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
“那太遗憾了。”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踩灭了。
我回到塔吉时齐马少校正在做跳跃运动，他肚子弹跳的方向恰好与身体其他部分相反。他落地时肚子还停在高点，等到双脚离地肚子才砸下来。我还没见过谁这般刻苦健身却收效甚微。
“事情进展得如何？”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太让我伤心了。”我说。那天我正找不到人说话——鲍勃压根不在乎我，而辛迪到安全区外办事了，于是我把最近发生的事告诉了齐马少校。他也听说了卡齐米的死讯，那早已不是新闻。但他还不知道诊所的资金问题。他站起来对我微笑，鼓励似的点着头，一个纯粹的白痴的表情。我感觉就像对着达菲鸭[34]忏悔。
“怎么办？”我最后说，“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办？这些狗屎？”
齐马少校略带悲哀地摇摇头：“这儿没有狗屎。”
“没有狗屎？”我说，“在伊拉克？”我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就像鲍勃惯常朝辛迪的方向作出的表情。
齐马不住地摇头。“每件事都有它的原因，”他说，听上去几乎像在布道，“也许我们看不清。但如果你两年前就在这儿的话……”说到这里，他神情木然。
“如果我两年前就在这儿的话会怎么样？”
“那时一切都疯了。”他说。齐马没有看着我。他没有看着任何东西。“情况在好转。你现在需要应付的事情，根本算不上疯狂。”
我扭过头去。我们静静地坐着，直到我必须开始工作。我去重建工作组的办公室，他继续跳跃运动。我坐到电脑前，盯着屏幕，心情无法平静。感觉那一瞬间齐马在我面前摘下了面具，让我窥到他心里难以言喻的悲哀，那种每次走出基地时萦绕在你身旁的悲哀。每当新的美军部队轮换到伊拉克时，这个国家的历史不会凭空重置。这一次我面临的问题已是一种进步。
两天后，齐马少校吹着口哨踱进我们的办公室。他一手提着一只绿色的大口袋，另一只手拿了张白纸。他把纸放在我桌上，拖了张椅子坐下来。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国务院的孩子会怎么写这种东西，学着点儿。”
然后他很夸张地抽出一支钢笔，俯身在纸上写起来，边写边大声念。
“我们的妇女商业协会，”他说，“已被证明十分成功……”
“不，它没有。”我说。
“……十分成功地激发了我们区域弱势人群的创业积极性。”
鲍勃探身看了看，一条眉毛翘了起来。齐马继续龙飞凤舞地写着。“事实上，”他说，“由于激增的会员数量及其在社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