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预料中向我们绽开笑靥。一个小时并不只是一个小时，它是一只玉瓶金尊，装满芳香、声音、各种各样的计划和雨雪阴晴，被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正是同时围绕着我们的那些感觉和回忆间的某种关系——一个普通的电影式影象便能摧毁的关系，电影影象自称不超越真实，实际上它正因此而离真实更远——作家应重新发现的唯一关系，他应用它把那两个词语永远地串连在自己的句子里。我们可以让出现在被描写地点的各个事物没完没了地相互连接在一篇描写中，只是在作家取出两个不同的东西，明确提出它们的关系，类似科学界因果法则的唯一的艺术世界里的那个关系，并把它们摄入优美的文笔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中，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真实的存在。它甚至象生活一样，在用两种感觉所共有的性质进行对照中，把这两种感觉汇合起来，用一个隐喻使它们摆脱时间的种种偶然，以引出它们共同的本质。就这个观点而言，自然并没有把我放上艺术的道路，它本身不就是艺术的开始吗？它往往要我在另一事物中才让我认识到某事物的美，在贡布雷的钟声中才让我认识它的中午，在我们的水暖设备的嗝儿声中才让我认识东锡埃尔的早晨。这种比较关系可能不那么有趣，事物可能平庸无奇，文笔可能拙劣，然而，只要没有它，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还不止于此。如果现实便是这种经验的残屑，对谁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就象当我们说：一种坏天气、一场战争、一个汽车站、一家灯火辉煌的餐馆、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的时候，谁都知道我们所指的是什么；如果现实就是这个，那么，无疑，有这些事物的某种电影胶卷也就足够了，而离开了一般主题的“文笔”，“文学”也便成了人为的附加部分。但是，这真的就是现实吗？如果我在某事物给我们留下一定印象的时候力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那天走过维福纳桥，一朵白云投在水波上的阴影使我高兴地跳着叫道“见它的鬼！”；又如我听着贝戈特说某句话，我印象中所见的，“实在奇妙”这句话并不与他特别适合；或如为某个恶劣行为激怒的布洛克竟说出与俗不可耐的意外事件大相径庭的言语：“让他们这么做吧，我觉得这毕竟异异异异想天开”；或如盖尔芒特家的盛情款待使我受宠若惊，而且他家的酒已使我喝得微带醉意，在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禁不住独自低语道：“这些人真算得上礼贤下士，能同他们一起过一辈子定是很愉快的”；那么，我发现这部最重要的书，真正独一无二的书，就通常意义而言，一位大作家并不需要杜撰，既然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只要把它转译出来。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也就是笔译者的职责和使命。

然而倘若，当问题涉及的比如说是自尊心的不确切用语的时候，对扭曲的内心语言（它离最初的中心印象正越来越远）的矫正，直至能与应发自印象的直线混淆一气的内心语言的矫正，如果说这种矫正恰是我们的惰性不乐意干的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那么，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情况，例如在爱情问题上同是这种矫正便成为痛苦的事情了。我们假装的种种无动于衷的表现，我们对他撒得那么自然的谎言、与我们自己撒的如出一辙的谎言所感到的全部愤慨，简言之，每当我们感到不幸或被人抛弃的时候，我们仍不断地对心爱的人诉说的一切，不仅对心爱的人，而且在见到他之前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自己诉说的一切，有时还会高声说出来，打破房里的宁静：“不，真的，这样的行为实在叫人受不了”，或者：“我曾想最后接待你一次，并且我将不否认这件事使我挺难受”，把这一切引回到所感受到的已离得那么远的真实上来，这是对我们最珍惜的一切的毁灭，这在我们同自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在写信或采取行动的疯狂计划中，造成了我们同自我的炽烈的交谈。

即便在人们正是为了获得艺术创作的欢乐所给予的印象而悉意追求的这种欢乐之中，我们仍然会尽可能快地设法把恰恰是这种印象本身的内容视作不可言传的东西而放过一边，并致力于能够让我们不求甚解地感受到它的乐趣和相信能用它感染别的可与之对话的有兴趣者的行为，因为我们将对他们讲一件对他们和对我们具有同样意义的东西，既然我们自身印象的为个人所有的根被砍去了。即使是在我们对自然、社会、爱情和艺术作最无动于衷的旁观的时候，由于任何印象都是双重的，一半包裹在客体之中，另一半延伸到我们身上，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了解，我们急急忙忙地把这一半忽略了，也就是忽略了我们本来应该挖掘的唯一的东西，却只考虑另一半，我们没想到那另一半是不能予以深挖的，因为它暴露在外，用不着我们花吹灰之力，而一棵山楂树或一座教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耕过的小小犁沟，这条犁沟我们会觉得很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我们却在重新演奏那首交响乐，回头重游那座教堂，直至——在这远离我们不敢正视的自身生活并美其名曰博学的逃逸中——我们依法炮制，做到与颇有造诣的音乐爱好者或考古爱好者一样内行。由此可见，从自己的印象里什么也不提取的人对此是多么重视了，他们就象艺术的单身汉在不满足中虚度年华！他们怀着童贞女和懒汉的忧愁，只有生儿育女或工作能使他们得到解脱。他们对待艺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