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星期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姑妈什罗普郡的木屋附近，在那片公有的绿地上闲逛，在潮湿的蕨丛之间排演秋良跟我在上海一起编造出来的侦探故事。如今只剩我一人，我自然也得扮演他的戏份；此外，由于我感觉到从木屋可以看见我的一举一动，因此我怀着戒心把剧情动作缩小，台词则咕哝在嘴里，压着嗓子念——这跟过去我与秋良奔放不羁的惯用方式完全不同。

如此小心翼翼，终究还是徒劳。一天早晨，我在我阁楼的小房间里，无意间听到楼下客厅里姑妈跟客人在说话。原本我并不在意，可是他们忽然把声音压低，让我心生好奇，不由自主地蹑起脚步，溜到楼梯转角处，靠在扶栏上。

“他一去就是好几个钟头，”我听到她这样说，“才这么大的孩子，就这样整天自己一个，不理别人，简直有问题。他好歹也该看开了。”

“其实也难为他了，不是吗？”客人说，“才多大，就经历了那些事。”

“他这样闷着也没有好处，”我姑妈说，“他不愁吃、不愁穿，退一步想想，还算好命的了。这么久，也该看开了。我是说，不要再这样钻牛角尖。”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去那块公有的绿地闲逛了，而且渐渐在各方面把“钻牛角尖”的样子收藏起来。不过，当时我只是个小毛头，夜阑人静躺在阁楼的房间里，听着地板吱吱作响——那是姑妈在木屋里走动，给时钟上发条，还有喂猫——我常常就在脑子里又把所有的戏码排练一番，就像秋良跟我从前做的那样。

还是回头谈谈奥斯本光临我肯辛顿寓所的那个夏日吧。我不希望让人以为我念念不忘他说我是“怪胎”，这事只怕没一会儿就被我抛诸脑后了。其实，奥斯本走后一会儿，我自己也跟着出门，心情还算不错，没多久就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在花坛间溜达，心中愈来愈期待当晚的聚会。

回想起那个下午，我的印象是，照理说我该觉得有点紧张才对，可是我一点也不，正是这种愚昧的傲慢，带着我度过了早年的伦敦岁月。我自然明白那天晚上我将见到的场面，那层次绝不是我在大学里见识过的；此外，也可能碰到我还不熟悉的应对礼节。不过，我觉得以我向来的精明，总有办法化解这类难题，大体上可以让自己举止合宜。我在公园闲逛时，心中关注的是别的事。当奥斯本提及某些“家世不凡”的客人时，我立刻假想其中至少包括几位当时顶尖的侦探。我猜想那天下午，我花了许多时间练习要怎么把自己介绍给马特洛克·斯蒂文森，或者甚至是乔维尔教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练习，要怎么在谦虚中带着几分自重，陈述自己的雄心壮志；我想像其中会有人怜惜我这个后生晚辈，提供我种种建议，坚持要我将来若有什么不懂的一定要去问他。

当晚自然是令我大失所望——尽管现在回顾起来，却因为不相干的理由，使得那晚别具意义。我当时尚不知情的是，在英国，侦探通常不参与社交聚会。倒不是没人邀请；我自己最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时髦的社交圈子向来想要把当时出名的侦探拉进自己的圈子里，只不过这些侦探常常也是诚恳而离群索居的个人，他们投入工作，一点也不想跟别人交往，更别提参加什么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了。

如我所说，那天晚上到达查林沃思俱乐部时，我并不了解这点。我有样学样跟着奥斯本向制服体面的门房愉快地打个招呼。可是才走进二楼拥挤的厅堂，没几分钟我就大失所望。我不知道事情发生的确切情况如何——因为我没时间确定在场的是哪些人物——只不过我凭直觉恍然悟到自己下午的兴奋期待真是愚蠢之至。忽然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以为马特洛克·斯蒂文森或者乔维尔教授会在这里，跟眼前这些金融要人或政界高官生张熟魏地交际。说真的，整个下午我想得天花乱坠，而实际情况竟是如此，其间的巨大落差让我在诧异之余手足无措，至少一时之间无法回神，结果有半个多钟头，即使我心中不愿，却也不敢离开奥斯本身边。

我敢说，就是这种不愉快的心理因素让我如今忆起当晚的许多景象，都显得有点夸大或者不自然。例如，现在回想起那个房间，我就觉得好暗；尽管墙上有壁灯，桌上有烛火，头顶上还有一盏大吊灯——却无一挥得去笼罩全室的昏暗。地毯则是过厚，大家走动时不得不拖着步伐，而环顾室内各处，一些头发泛白、穿着黑色上装的人全都这么做，有些还把肩膀向前倾，仿佛顶着强风走路。托着银盘的侍者也一样得向前倾个角度才能跟客人交谈。在场的女士没有几位，却又出奇地内敛，几乎一眨眼就溶化在黑色晚礼服的森林里，失去踪影。

我刚才说了，我很确定这些印象并不准确，不过那个晚上在我心里留下的就是这幅光景。我记得我像个木头人似的，别扭地站在奥斯本身边，反复啜着杯中的饮料，奥斯本客气地与客人交谈，一个换过一个，客人们大都长我们足足三十岁有余。有那么一两次我想加入交谈，不过我的声音很显然稚气未脱，更何况他们谈论的人或事，我都一无所知。

后来，我愈想愈气——气我自己，气奥斯本，气这一切。我觉得我有十足资格鄙视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大部分都贪婪而自私自利，心中没有半点理想抱负或是对大众的责任感。仗着胸口的怒火，我终于离开奥斯本身边，在昏暗中到房里的别处走走。

我来到一处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