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大家都视而不见。有一次，秋良逛到某条拥挤的巷道，看到一个人坐在轿子上——他觉得是某个有权有势的军阀——身旁有个带剑的巨人。军阀随意指个人，那个巨人就立刻过去把那个人的头砍掉。毋庸置疑，大家躲的躲，逃的逃。秋良则是站着不动，挑衅地瞪着那个军阀。那个军阀花了一会儿工夫考虑要不要砍秋良的头，不过显然被他的勇气打动，最后哈哈大笑，还从轿上伸手拍拍他的头。接着军阀一伙人继续前行，所经之处，又有许多人头落地。

我不记得我曾经质疑过秋良的任何这类大话。有一次我跟母亲提到我朋友在租界外的冒险之旅，我记得她笑着说了些什么，让我开始怀疑这些事迹。我好生她的气，我想就是从那时起，一切和秋良有关的任何私密事件，我都小心不跟她提。

顺带一提，母亲是秋良唯一特别敬畏的人。假如他用擒拿术把我制伏，我还是不愿接受他的论点，我就会把母亲抬出来，警告他我要去母亲那里告状。当然，我也不会动不动就这么做——在那个年纪，要拿母亲的权威当靠山，还是觉得丢脸。不过在不得不这么做的情况下，我总是惊讶于这招引起的变化——一个张牙舞爪的残忍妖魔霎时变成惊慌的小孩。我永远也搞不懂母亲对秋良怎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尽管他一向非常有礼貌，但他一点也不怕大人。而印象中，我不记得母亲对他说话，有哪次语气不是温和而友善的。我还记得当时我就思索过这个谜，心中想到有几种可能。

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秋良会这样看待母亲，是因为她“美丽”。我有位“美丽”的母亲，这是我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一件事实，不带任何情绪因素。大家向来都这么形容她，我相信当时这个“美丽”不过是用来标示母亲的一个标签，跟“高挑”、“娇小”、“年轻”一样，没有褒贬之意。然而，关于她的“美貌”对别人的影响，我也并非浑然未觉。当然，我当时还小，不甚明了女性魅力较深层的含义。不过跟着她走遍各种场合地点，有些事情我已视为当然，例如漫步在公花园(2)时，陌生人所投射的欣赏目光，或者又如星期六早上，我们想吃蛋糕便到南京路上的意大利咖啡店去，侍者总是额外招待我们东西。现在每当我欣赏她的照片时——我这里总共有七张，存放在我从上海带回来的相簿里——她的美，在我看来都属于较旧式、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今天，大家也许会认为她“端庄”；当然，不会说她“漂亮”。比方说，我就无法想像她会像今天的少妇那样，有各种惯常运用的小动作，像是卖弄风情地耸肩或甩头等。在那些照片里——拍摄的时间都在我出生以前，四张在上海、两张在香港、一张在瑞士——她看起来的确高雅、矜持甚至高傲，不过我清楚记得在她眉宇之间，还是有一抹温柔。总而言之，我这里要说的是，起初，我自然而然会怀疑秋良对我母亲的另眼相看，就像许多其他事情那样，是因为她的美貌。不过等我把事情再仔细想过，我记得我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也就是秋良曾经目睹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公司的卫生督察访问我家的那天早上。

我早就接受了生活里的这种事：每一阵子就会有一位公司派来的高级干部，在家中逛上一个钟头，在笔记本上记东记西，看到问题便唠叨。我记得母亲有一次告诉我，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当”公司的卫生督察，每次我拿起铅笔研究我们家的厕所，她常常得设法把我哄开，免得我玩个没完没了。情况也许是如此，不过就我记忆所及，这些察访大半都平静无事，有好几年，我连想都没想起过。然而，如今我明白了，这些督察除了检查卫生情况，也来检查家中成员有无疾病或寄生虫的迹象，这类行动可能极为难堪，无疑公司选派执行人员时，也会挑选办事技巧与分寸拿捏都高明的人。我当然记得好些温和而善于察言观色的人——通常是英国人，有时是法国人——他们不但对母亲总是恭恭敬敬，连对梅俐也不敢造次。不过那天早上来的督察——当时我一定已经八岁了——却完全不是这种人。

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关于他的两件事：其一，他留着下垂的胡子；其二，他的帽子后面有块棕色的渍——也许是茶渍——延伸到环帽缎带底下。我在屋前马车道围成的草坪上玩耍。我记得那天天气阴沉。那个人出现在大门口，向屋里走来，我正全神贯注玩我的游戏。他从我身旁经过，喃喃说着：“你好，小伙子。妈妈在家吗？”接着便往前走，也不等我回答。就在我注视他背影的时候，发现了他帽上的污渍。

我只记得，接下来的事大约发生在一个钟头以后。这时候秋良已经过来了，我们在游戏间玩得正起劲。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没有人拉高嗓门，却充满升高的紧张气氛——让我们停下游戏抬头细听，后来还溜到走廊里，缩在游戏间外面的橡木大柜旁偷听。

我家的楼梯比寻常住家要更堂皇些，从这个有利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闪亮的护栏，顺着楼梯的弧度降到开阔的玄关。母亲与督察就在那里，面对面，两人都又直又僵，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有如留在西洋棋盘上的两只敌对棋子。我发现那位督察把有污渍的帽子抓在胸口，而我母亲则两手相握，置于上腹前方，那样子就像某几个晚上，美国助理牧师娘刘易斯太太弹着钢琴，而母亲正要引吭高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