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他把事情告诉我，再糟也得说。然而秋良说他父母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是神情却变得更加凝重，经我再三追问，他才告诉我事情的始末。

原来是秋良憋不住心头的得意，便向他姊姊悦子透露了我们的壮举。他没想到悦子竟会惊恐万状。我说他没想到，是因为悦子——大我们四岁——从来不附和我们认为凌田有什么邪恶一面的说法。不过听了秋良的故事，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仿佛他会在她眼前扭成一团死掉。接着她告诉秋良，我们能逃出来已属万幸；她还说，以前家里雇的用人，有几位是她亲身认识的，这些人做了我们所做的事，后来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尸骸几周后才在租界边上的巷子里找到。秋良对他姊姊说，她只不过是想吓唬他，他一秒钟也没信过她的话。不过显然他已经吓坏了，而我听到有人“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凌田的恐惧——悦子已堪称权威——也觉得一股寒气窜过全身。

这时候我才了解秋良烦恼的事：有人得在凌田回来之前，也就是在三天内，把瓶子放回原处。然而毋庸再提，我们先前的勇气早已消失殆尽，要我们再回到那个房间，根本不可能。

我们没办法再定下心来玩平日的游戏，于是决定走到我们在运河边的老地方。一路上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不把瓶子放回去，结果会怎样？也许药水非常珍贵，他们会报警处理。或者，也许凌田对谁也不提瓶子失窃，但是决定亲手对我们施以毒计暗中报复。我记得我们完全搞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么想保留对凌田的幻想，又多希望理性地想出法子，尽量避免不可收拾的后果。我记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也曾想过那药水可能是凌田存了几个月的钱才买的药剂，而且少了它病情就会恶化；可是下一秒，心里还抱持这个想法，却也想着其他假设：也许那药水的用处，是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

我们在运河边上的老地方，离我们家步行约十五分钟，就在怡和洋行所属的仓库后面。我们一直不确定这样算不算非法侵入；要到我们的老地方，得经过一扇从来不关的大门，然后走过一片水泥空地，经过几名中国工人，他们会狐疑地注视我们，但从不阻止。接着我们绕过一个摇摇欲坠的船坞，走过一段防波堤，然后沿着阶梯下到运河岸边那块深色的硬土地。那块地只够我们两人望着河水并肩坐下，不过即使是酷热的天气，背后的船坞也保证那里有块凉荫，而每当有船或舢板经过，水波便会轻抚我们的双脚。河对岸还有更多仓库，不过我记得，差不多就在我们正对面，两栋仓库之间有段空隙，透过去可以看到一条马路，夹道种满树木。虽然我和秋良常常到那里去，但我们还是尽量守紧口风，绝不让父母知道，免得他们不放心我们那么靠近水边玩耍。

那天下午在岸边坐定以后，有那么一阵子我们试着要忘掉一切烦恼。我记得就像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秋良又开始问我，要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我会游到当时停泊在附近水域的哪条船上。但他说着说着，忽然哭了起来，让我吃了一惊。

我难得看到我这个朋友哭。老实说，我印象中看到他哭，也只有今天这么一次。就算是上回我们在美国教会后面玩耍，有一大块混凝土砸在他腿上，尽管他面白如纸，还是没哭。可是那天下午在运河边，秋良显然已经乱了方寸。

我记得他两手拿着一块泡过水的朽木，一面啜泣，一面把木头剥成一片片扔进水里。我好想安慰他，只是心中的言语不知都躲到何处去了。我记得我起身去找了更多这样的朽木，帮他剥成小片递给他，仿佛这是急救良方。后来再找不到木头让他丢，秋良也渐渐止住泪水。

“如果父母亲查出来，”过了半晌他才说，“他们这么生气。到时候他们不让我留在这里。到时候我们全部回日本。”

我还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接着，有条船驶过，他喃喃说：“我永远也不要住在日本。”

“我也永远不要去英国。”我以这句话回应，这是每次他提到这件事，我都会接口说的话。

说完这些，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可当我们凝视着水面时，我愈想就愈觉得，只要我们做了某件事，这一切可怕的惩罚就全都可以避免了，最后我很简单地告诉他，只要我们及时把瓶子放回去，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秋良好像没听见，所以我又说了一次。他还是不予理会。我这才明白，他对凌田的恐惧，从我们上次冒险之后，已经更加真实；没错，我看得出，他现在的恐惧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巨大，只不过现在碍着面子不能承认。我看得出他的难处，他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脱困。最后，我平静地说：

“秋良。我们一起再进去一次。就跟上次一样。我们手勾着手，再进去一次，把瓶子放回原处。如果我们像这样一起行动，我们就会很安全，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也不会有。神不知鬼不觉的，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好事。”

秋良想了想，转身看着我，我在他脸上看出深刻凝重的感激之情。

“明天，在下午，三点钟，”他说，“母亲会出门去公园。假如女仆又睡着，那么我们有机会。”

我向他保证女仆铁定又会睡着，然后再提一次：如果我们一起进房间，就什么也不用怕。

“我们一起行动，老哥！”他这么说，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并且站了起来。

回程路上，我们把计划敲定。我答应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