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两周的时间里，在我所接触的所有这些英国人当中，不论地位高低，我都还没遇到——一次也没有——有谁真心感到羞愧。换言之，在这里，在这个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的涡眼里，大家在心照不宣中无耻可悲地集体否认现实，否认自身的责任，而这种行为转为自我封闭，变本加厉，以冠冕堂皇的自我保护表现于外，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况。而现在眼前的这一群所谓上海的精英，如此不屑一顾地凝望他们的中国邻居在运河对岸受苦受难。

我沿着围观歌舞的人群背后走动，尽量把厌恶之情收藏起来，这时有人扯扯我的手臂，我转身一看，是莎拉。

“克里斯托弗，”她说，“我整晚想尽办法要挤到你身边。难道你没时间跟家乡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吗？瞧，塞西尔在那里，他正在向你挥手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才在人群中找到塞西尔爵士；他独自坐在厅内远处角落里的桌位，果然在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挥手，然后转向莎拉。

这是我抵达后首次和她碰面。那天晚上她给我的印象是她过得非常不错；上海的阳光驱走了她惯有的苍白，让她显得脸色红润。而且，当我们问候交谈的时候，她的态度依然轻松自信。一直要到此刻，经历了昨晚的事件，我才又想起那夜首次碰面的情况，真不知道我怎么瞎了眼似的，没看出端倪。当然或许只是后见之明，才让我吹毛求疵地回想她的笑容有无异样，特别是提起塞西尔爵士的时候。而且，即使我们交谈的内容仅止于寒暄问候，经过昨夜的事，那天晚上她说了一句话——就算是当时，也已经让我略微一怔——直到今天还在我心头镇日萦绕。

我当时问她跟塞西尔爵士在这里的一年过得可愉快。她向我保证，尽管塞西尔爵士并未达成他预期的突破，但他的诸多努力依然赢得了上海各界的感激。就在这时候，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没什么特别用意：

“这么说，你们没有立即离开上海的打算啰？”

莎拉听了以后笑了出来，又往塞西尔爵士的方向凝望一眼，然后才说：“没有，我们现在安定得很。新城饭店非常舒适。我想我们近期内哪儿也不会去。除非有人来拯救我们，那就另当别论了。”

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包括最后说的拯救云云——尽管像是说笑，尽管我不清楚她话中是否有话，我还是浅笑了两声表示附和。那时候，就我记忆所及，我们转而聊起在英国共同的朋友，后来格雷森走过来，三言两语就打断了这场看似单纯的谈话。

如我所说，直到此刻，经历了昨夜的一切，我好像才开始追溯这三个星期里跟莎拉几次碰面的情况，而每次回溯，最后都归结到莎拉的这句话，一句仿佛事后才在她愉快的回答里加上的话。

(1)　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

第十三章

昨天下午，我大半时间待在那艘昏暗、吱吱作响的船屋上，那三具尸体就是在那里发现的。警方十分尊重我希望不受打扰的调查方式，而这竟然让我忘了时间，几乎没注意到船外已然夕阳低垂。等我走过码头，沿着南京路逛去，灯火都已点亮，人行道上挤满晚间出游的人。经过沉闷的一整天，我觉得我得放松一下，于是走向南京路与江西路转角的一个小俱乐部——我刚到的那几天，有人带我去过。那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所清静的地下室，通常晚上会有一位法国籍的钢琴师在那儿忧郁地诠释比才或者格什温。不过这恰好符合我的需要，几个星期以来我去了好几次。昨夜我在角落的桌位待了约一个钟头，吃了一点法国菜，把船屋里的发现做成笔记，那时有几位职业舞女跟着客人随乐起舞。

我爬上楼梯回到街上，准备回旅馆，却跟俄籍的门房聊了起来。他是某某伯爵，英语非常流利，据他说，是革命以前家庭女教师教的。我已习惯每次到这家俱乐部就跟他聊个几句，昨夜只是照旧——我不记得我们在讨论什么——他随口提到塞西尔爵士与他夫人当晚早些才来过。

“我猜想，”我说，“今晚他们不会在家啰。”

关于这点，伯爵想了一会儿才说：“‘鸿运宫’。没错，我相信塞西尔爵士提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去那儿。”

那地方我并不知道，不过，伯爵不等我问就自动把地点告诉了我，由于不远，我就往那里走去。

他把路说得十分清楚，不过我对南京路附近的街巷还是很生疏，结果在路上有点迷失。对此我并不太在意。这一带市区的气氛还不算糟，即使入夜也还好，尽管有个怪模怪样的乞丐上前向我讨食，走到另一处，还有个醉酒的水手与我撞个正着，但我还是轻松平静地跟着夜游的人群闲逛。在船屋上辛苦了一天，能加入不同种族、阶级寻欢作乐的人潮，能在经过每一个灯火通明的门口时，闻到菜肴与焚香的气味，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起来。

昨夜，我相信我跟平常一样四下张望，如同我近日逐渐习惯的那样，用目光梭巡往来行人的脸孔，希望能发现秋良的踪影。事实上，我几乎确定我才抵达上海不久就看到过他——大约是到这里的第二或第三天晚上。正是那夜，怡和洋行的凯瑟克先生与其他几位城里的显赫人物力邀我“尝试夜生活”。我当时还在调适期间，觉得舞厅俱乐部一间间逛下来好不累人。我们到了法国租界的风化区——这时我看得出来，我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