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之前，想喝香槟酒，当家人把香槟酒拿过来的时候，香槟酒的瓶塞突然自己蹦了出来，于是整个病房里自动地溢满了香槟酒的芳香。卡佛自知不久也将告别人世，他在小说里写下这样一个细节，无疑是要表明他和自己的精神导师的隐秘联系——一种感恩的情怀，像玫瑰一样，悄悄地吐放着最后的芳香。

卡佛的小说通常都是短小的。你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到宗教和政治，看不到厄普代克笔下的那种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和厄普代克相比，厄普代克是铺展的，是挥洒的，有如一片广袤的原野，饶有情致，而卡佛却是缩减的。他使人想到美国文学传统中的海明威，想起写《小城畸人》的安德森，想起写《都柏林人》时的乔伊斯。他的小说的叙述空间自然也算不上有多么大，但他却在有限的空间内，表达了下层人生活的艰辛，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尽管他的叙述语调通常是漠然的，但他对他的主人公的深切同情，深切关爱，仍然能直抵读者心间。和乔伊斯不同，他的人物并没有进入精神的长醉，与其说他的人物是麻木的，不如说，他们是在最简单的生活中体味着细致入微的痛苦。正如贝娄的小说的标题所展示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卡佛当然无法拯救他们，就像他无法拯救自己一样。

卡佛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讲求一些最基本要素的精心配置。他的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如果我们说他的小说没有情节，那似乎也能说得过去。经过多年的刻苦训练，他的小说在阴暗与微弱的亮光之间找到了一个属于小说的地带。在最简单的生活场景的展示中，有一种影影绰绰的效果，有如潭水对悬崖的反照。而与此同时，在那反照中，我们或可听到深情和怀疑的激流。

我很赞赏那个写《流放者的归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对卡佛小说的判断。他说过（大意），卡佛的简单派的意思其实是绝不简单。是啊，他笔下的那些让人心碎的场景，那些无助无告的人，那个面对着电视屏幕试图描绘出教堂尖顶的盲人，正结结巴巴地向我们倾诉着什么呢？

我知道有许多朋友已经觉得卡佛不是那么过瘾。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具体的世界和卡佛的世界显然有着许多差异，我们在对历史、个人和权力结构的审视中或许已经体验到了更多维的矛盾和困难——这已经超出了卡佛想象力的范围——只有更复杂、更饱满的小说才可能使我们拿起来就放不下，但这个责任也应该由卡佛来承担吗？我无意把卡佛抬到多么高的位置，卡佛本人的写作也是一种没有野心的写作，他大概很少去考虑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只是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生活的写作者，早年默默无闻，后来有了点名气，然后他死了，有如庭院里的一枝玫瑰的悄然凋谢，如此而已。

说来好笑，我自己也是多年没有再读卡佛了。有一个原因是卡佛的小说借出去就没能收回来。我想，我写这篇短文，并不是要说明什么。我只是想提醒自己记住那些应该记住的，那篇只有三千字的文字，那朵让卡佛凝望的玫瑰，那瓶香槟酒。

第二辑 与批评家梁鸿的对话

“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梁鸿的对话之一

虚无与怀疑语境下的小说之变——与梁鸿的对话之二

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与梁鸿的对话之三

九十年代写作的难度——与梁鸿的对话之四

“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梁鸿(1)的对话之一

日常生活诗学空间的发现

梁鸿：早在1998年，你就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小说是对日常生活的奇迹性的发现，在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小说找到了它的叙事空间。”如前所谈，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并非只是主题的转换，而是一种深刻的美学变革和哲学变革。当意识形态的道德性和合法性开始遭到质疑——它曾经安排我们生活的秩序和价值取向，赋予每件事物明确的善与恶，是与非——历史、道德、制度突然呈现出可怕的面目，一切不再具有单一的“真理性”，而变得模棱两可，无法解释。小说家失去了建构整体世界的自信和基础，“日常生活”一改它的平淡乏味，而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或诗学意义。这是否意味着，“日常生活”，而不是“价值生活”，更能代表当代经验，更具有真实性？

李洱：应该说在五六十年代，赵树理、周立波的小说，也有日常生活叙事，而且也非常精彩，比如《三里湾》和《山乡巨变》。但那种日常生活是附着在大的意识形态上面的。现在再看他们的作品，你得把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抽掉。虽然我们无法否认，任何作品说到底都是观念与事实的结合，但是那个观念不是由个体生发出来的，是外在的，是被强行加入的，所以，那个观念即便是正确的，它在写作的意义上也是虚假的。“文革”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绝大多数作品也是不写日常生活的。比如伤痕文学，它带着强烈的所谓的拨乱反正的情绪，把原来的“反”当成“正”，把原来的“正”当成“反”。“文革”时期的小说，知识分子的形象是负面的，现在我就把他们写成正面的，如此而已。小说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是附丽在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屁股后面。新时期真正对小说艺术有贡献的，是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但是无论是寻根还是先锋，他们实际上也不写日常生活，他们写的多是看不出什么年代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