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形成了一个七万字左右的文本《遗忘》。其副题叫《嫦娥奔月或嫦娥下凡》。在狮子王、唐老鸭、白雪公主这些形象诞生和东渐之前，蓝天比现在更遥远，同时也更接近，星光像萤火虫漂浮，同时也像燧石一样冷硬坚实。嫦娥的形象就在那蓝天之上、星光之间翩翩而行。不过这时的嫦娥是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而不是生了月亮的帝俊的老婆。随着年龄的增长，意识到身份的混乱以及各种权力关系，神话故事中的诗意，就比水中月镜中花还要虚幻了。换句话说，浪漫的诗意和神话的英雄劲头一旦遭遇日常生活，就荡然无存了。

存在着各种悖谬性的经验图景。神话当然不是历史，但神话确实又是历史，我们现在就咬定自己是炎黄子孙；神话当然是虚幻的，但各种典籍对它的记述，确实又是铁板上钉的钉子。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但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在经验世界里，它确实又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存在。用真实的材料来论证不存在的事情，通过辨伪的方式，来制造新的伪证，本来就是国人最擅长的伎俩。我们本来就是在悖谬性的境遇生存的人。我们的想象只有在权力认可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想象，而一旦认定它是合理的想象，我们就会认定它就是历史。而想象本身的意义，却被遗忘了。在各种悖谬性的境遇中，个人的真实性被置于了脑后，但被置于脑后的事实，确实又是个人的真实性所存在的疆域……

我关心这种由身份的多变和各种悖谬所带来的混乱。不消说，身份的多变和时间层的打破，又使得这种混乱与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相悖。就像陷入了庄生梦蝶的迷惘格局，在写作《遗忘》的时候，我经常感到上述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只是一种幻觉。当我试图清晰地去安排故事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这种表述对真实的遗漏和它在本质上的虚妄。换句话说，当我将人物的身份、故事的情节编排弄得不符合三律之后，我反而感到了一种快乐，一种接近我对事物的理解的快乐。而在这个时候，我对世界所应该有的清晰秩序的向往，反倒变得强烈了起来，就像从纸张的反面，来到正面。就像卡尔维诺所说，当他意识到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欲在写作中寻求怪诞之中的和谐、明快的时候，他才感到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

谈论自己的作品，说透了不好，不说透也不好，就像糖尿病人吃糖不成，不吃糖也不成，就像一个人先把自己扒光了，而对方可能还无动于衷呢。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多少吃一点糖，裤衩无论大小，还是要稍留一点，以备有个退路。

书房里的对话

我枯坐于书房，正为一篇关于书房的文章犯愁，有人敲门了。来了四个人：一位批评家，一位男记者，一位女作家，还有一位是行为艺术家。前三位是我的朋友，后一位是他们的朋友。说实话，我看不出艺术家的年龄和性别。从蠕动的喉结来看应该是个男的，可从描眉涂唇上看，又是个女的。后来我知道了，他原来是男的，现在是个女的。要是往常，如果我的写作计划被打断了，我肯定烦都烦死了。可这会儿——

李洱：来得好，我正想找人——

男记者：搓麻将？太好了，刚好一桌。男女搭配，玩着不累。

李洱：正经一点。我想找个人谈谈书房。谁有书房谁举手？

女作家：狗眼看人！虽说我是泡吧泡出来的，可我也是个读书人。没有书房还能叫读书人？不是读书人还能叫现代人？

艺术家：本姑娘就没有书房。

李洱：瞧瞧，上来就吃了杀威棒。

男记者：我的书斋大得很。对，我习惯上称它为书斋。书桌有六平方米。驴打滚都可以。藏书有一万册吧，反正只多不少。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听雨斋”。有点诗意吧？

艺术家：还书斋呢。本姑娘是，天当房地当床，深挖洞广积粮。

批评家：别捣乱。你不吭声，别人也知道你刚挖了条人造阴道。喂，记者大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叫书斋呢？

女作家：烧包呗。小布尔乔亚。

李洱：“斋”和布尔乔亚好像没有关系。撑死了算个封建。

批评家：快接近实质了。虽然我和你（记者）打过几次牌，但我对你并不了解。今天听你把书房叫书斋，我就发现，其实呀，玩世不恭只是你的表象。“斋”字在汉语里，总是有一种宗教意味。古人祭礼或庆典时，清心净身以示诚敬，叫做“斋”。伊斯兰教的教历九月，叫“斋月”。你当过知青吧，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宗教情感的。毕竟是从一个神性时代爬出来的。

女作家：操，哪跟哪呀。

批评家：这就怪了。我一表扬你，你就说表扬得对。一表扬别人，你就说表扬错了。批评的标准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吗？年轻人，我正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汉语的词根。汉语的词根不在杜拉斯那里，也不在亨利·米勒那里，而在汉语典籍之中，在落满灰尘的图书馆的最上层。

女作家：德性。其实，我的书房也是叫过“斋”的。叫“可乐斋”。

艺术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称王。

男记者：你（批评家）说得很有道理。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无意识总是走在意识的前头。我本来想改的，现在不改了。

批评家：“书斋”的意思其实是说，它是读书人的修行之地。

女作家：太沉重了。

李洱：沉重得都有点悖时了。

批评家：可悖时正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