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批评家后来与多位“美女作家”有过交往。其“交后感”是，一些“美女作家”其实并不是流氓，有些人交往起来还很舒服，符合“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标准，其中还有党员同志，总的说来，属于进步青年。

第一个故事中的“道德优势”和第二个故事中的“反道德优势”，都让人感到不安。它们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又是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展开的。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前者是装老爷，后者是装孙子；前者是伪善，后者是伪恶。这是不是一种经验的同构？比如，有时候，在有些人那里，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就是同一个词。更多的时候，将“道德优势”和“反道德优势”看成同一个词，也不会有什么大错。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做是否能对现实作出准确的穿透？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面具，充满了谎言，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面具去揭示另一个面具，用一种谎言去揭示另一种谎言？它究竟是揭示还是遮蔽？它究竟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现实的同谋？自由的精神能从这样的文字中表现出来吗？如果说那里面有自由，那么在我看来，它只是谎言的自由。但是，仅仅把它们称为伪善和伪恶，是不是太简单了？难道那只是伪和装的问题吗？如果就此盖棺论定，是不是也是一种强奸？我首先亮明自己的看法：仅仅把那看成是伪善和伪恶，对他们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很想和别人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到底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在作品中很少看到自我质疑？

奇怪的是，那些作品都有极大的市场。但我不认为这样的市场就能说明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对话关系。真正的对话关系的建立，首先依赖作品中的自我质疑、互相否定的机制。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去轻易下决断，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可能。他是在否定中寻求肯定，在肯定中遭遇否定。这样的作品，既不依赖道德优势，也不依赖反道德优势。作家秉烛夜行，而作品就是那风中之烛。作家忍受着各种痛苦和困扰，而我们对作品的阅读，其实是把各种痛苦和困扰，重新集中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这样的阅读中，得以持续地反省自己的阅读经验和道德惯性。实际上，我倾向于把它看成是包含着新的道德立场的美学立场。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做了个游戏。我把第二个故事讲给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位朋友听，把第一个故事讲给第二个故事中的那位朋友听。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但是，我绝没有想到，他们都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第一个朋友现在对年轻作家充满无限的关爱，很慈祥，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可以略过不谈，关键要看主旋律。第二位朋友对中老年作家充满无限的敬意，他提到的不是主旋律，而是主要矛盾，即他们和现实的主要矛盾。至于别的，他们一挥手，说，别的都可以略过不谈。他们坚定的语气表明，真理就在他们手中。

人物内外

我喜欢写小说，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小说是对经验的探究，是对自我的发现。当一个有趣的人物突然走进你的小说，当一句有趣的话突然从这个人物的口中说出，当这个人物和这个人物的语言对我们进退维谷的文化处境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为什么会被击中？因为你突然意识到你写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此凉热。同此凉热的还有小说中的那只猫：它一猫腰上房了，你呢，伸个懒腰敲一下键盘。1997年冬天，我在写作《午后的诗学》的时候，那个倒霉的主人公费边先生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都生活在自身以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周身寒冷：供暖正常的暖气片，外加刚刚注入过氟利昂的取暖空调，都无法让我从那寒冷中解脱出来。我再次意识到了人与经验的分离，人不再是经验的主体。如果说婴儿的内脏就是他的法则，就是他的欲望和诉求，那么，当代人其实是生活在别人的话语之中，生活在大众传媒之中。这是一种关于经验的经验，用一句绕口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间接的直接经验，或者直接的间接经验，有如模特儿脖子上的假发套，有如木乃伊的指甲上新涂的蔻丹。呜呼哀哉，人的形象由此得以改变：我们无法从内脏的蠕动看到生命的歌哭。很多人都在怀念十九世纪，认为那是小说的黄金时代。我知道更多的人愿意用十九世纪的小说来衡量这个时代的小说。2002年的春天，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批评家对拙著《花腔》说了很多“赞美”之语，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跟十九世纪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还有很多不足，比如一、二、三。很多人当场掩鼻窃笑。是啊，这人脑子进水了，都可以养鱼了，水势浩大，都可以载舟了。我由此想到了二十世纪最狂妄又最自卑、最有趣又最无趣的一句话，它来自那个后来将自己的脑袋一枪端掉的海明威。海明威说，他还没有摸着门道呢，就超过了莫泊桑，稍微下了点工夫就超过了司汤达，如果他能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再发上那么一点酒疯，他或许敢跟托尔斯泰伯爵掰腕子。我认为，海明威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发酒疯了。看来，发酒疯的不仅有批评家，还有海明威这样的大师。但这些疯话，也透露出一个隐蔽的渴望：人们希望在叙事作品中看到这样一个人物，他若在水中便是泅渡于苦海，若在陆地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