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当中。如果要拍电影，导演不需要找特型演员。我感到悲哀的是，觉新这种人物在生活中很少有了。时代确实有变化，但这变化你很难说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梅表姐和瑞珏的痛苦在这个时代都显得非常高贵。我不能矫情地说，我是读巴金的作品长大的。因为对巴金的作品的理解，确实是近几年的事情。时代给巴金的小说赋予了新的修辞，这是巴金小说的伟大意义所在，也是巴金先生和他那代人的悲哀，而且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哀。所以，对巴金小说的阅读，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恐怕没有哪个还活着的人，比巴金先生承受的痛苦更多。但是读巴金先生晚年的著作，你可能感受到，他并没有恨。我还记得我阅读《怀念萧姗》时，曾经泪流不止。以后每次重读，也都会默默流泪。你流泪了，但你依然没有恨。

这是巴金先生晚年的著作带给人的感受。巴金先生首先让人反躬自省。自省曾经是我们民族精神中的重要元素，但后来我们都忘却了。现在，巴金先生提醒我们，在面对自己曾经身陷其中的苦难面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今，在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巴金的提醒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要求。它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过时。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巴金，其情形都很难想象。这不仅是指巴金给后来的中国文学提供了道德基石，也是指巴金以自己的伟大存在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空间。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家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未来的文学史家却未必会留意。

从个人写作来说，我深蒙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的恩惠。我是享受这种恩惠的后辈作家中的一个。巴金先生慈祥的目光抚摸着每个人的脸庞，给人起码的血性，必要的良知。而今，即使巴金先生已经仙逝，我还是宁愿相信，因为文学的传承，因为他给文学打造的道德基石和发展空间，这种抚摸还会继续下去，并像血脉一样得以遗传。巴金先生以古迈之年辞世，他个人的痛苦得以解脱，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但从自私的角度说，很多人都希望他再长寿一些。对于伟大的人物，我们往往会有这种矛盾的想法。对于作家来说，辞世以后，如果能留下几本书，那是他的幸运。但巴金先生留下的，不仅是几本书。他留下了自己的形象，留下了自己的爱，也留下了他给这个民族的提醒。

向宗仁发们致敬

1986年的初夏，坐在华东师大文史楼前面的草坪上，仰望着天上的流云，我心中一片迷惘。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了小说写作，但从未向编辑部投过稿子。我写作，只是因为我喜欢写作，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迷惘。那种迷惘与古曲诗词中的伤春和悲秋，愁绪和牢骚，并不完全相同。在八十年代，也只有在八十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是进化论者，都认为今天肯定比昨天好，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好，甚至明天的“恶”也要比今天的“恶”更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但是在面对“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人们却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迷惘之感，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迷惘，不知道自己会以何种形式进入到“美好的未来”当中，那种感觉就像一对童养媳夫妇，不知道如何度过自己的新婚之夜。

我记得格非从铁栅栏上跳了过来，跳进草坪，来到我的身边。他手中拿着一封信，信封上有《关东文学》的字样。格非把那封信再次掏了出来，让我分享他的幸福。那是宗仁发的一封信。宗仁发告诉他，他的中篇小说《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即将在《关东文学》上发表。在那个年代，发表一篇中篇小说是一个重大事件。当其时也，所有的刊物，无论是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还是地级刊物，都将宝贵的篇幅留给了右派文学和知青文学，用来满足他们巨大的倾诉欲望，亲爱的读者也都竖起耳朵，以聆听他们的倾诉。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只有《收获》和《关东文学》敏感地意识到一种有别于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新的文学潮流，正在默默形成，并且即将洪波涌起。格非那篇引自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的题目，其实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即没有人知道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但宗仁发却敏锐地看到了草尖正如何钻出雪被，他看到了雪被下广阔的草原。当时，他不仅编发了格非的中篇处女作，而且编发了后来被称为第三代诗人的众多代表作品。就我的记忆所及，人们后来耳熟能详的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作品，几乎都是在当时的《关东文学》上发表的。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我最初阅读到的唐晓渡、刘晓波、李劼、吴亮、朱大可等人的文章，也大都是在这份刊物上面。正是阅读了唐晓渡的那篇文章，我知道了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多年之后，当我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关东文学》的封面：“关东文学”四个字印得很大，是金黄色的，而背景的图案却像是蜡染后的粗布，或者薄暮中的树皮，在精巧的布局中又透露出一种粗犷之美。

格非的幸福极大地感染了我，大约半年以后，我在写作毕业论文的间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福音》。我写的是一个接生婆的故事，写这个接生婆如何将我接到人世。我想都没想，就直接寄给了《关东文学》。我当然盼望着它能够发表，但我却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