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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管理”。他们学习的内容很丰富,这一次是关于电脑网络的,下一次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再下一次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而再下一次是关于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很有意思,一个非常具有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文本。前年,上海同济大学开了一个会,叫“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我注意到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发言是《文学的死亡与蝶化》,依照朱大可先生的研究,文学是个伟大的幽灵,它在到处在寻找寄主。第一次它选择了人的身体,用舌头语言展开,这说的如果不是洞穴里的原始人,那就是农耕时代月光下的说书人;第二次它选择了平面书写,催生了文字文学,这说的好像是我们还在写作的这些遗老遗少;如今老人家要第三次乔迁新居喽,也就是要选择新媒体,包括网络小说、手机短信喽。不管怎么说,这似乎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从高级领导人到先锋批评家,都认同这已经是个传媒时代。
有一个英国人,叫戴维·巴特勒。他的《媒介社会学》影响很大,据说也是高校研究传媒的人的必读书。关于大众传媒,戴维·巴特勒有很多名言。他说媒介信息就像皮下注射器一样,轻松注入人的皮肤,使个人无力抵抗。哦,他说的这不是吸毒吗?那么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个人就会显得既孤立又脆弱。他们在顺从地接受影像的同时,也顺从地接受了摄像机背后的价值体系。他的另一句名言是,传媒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就像拴在皮带上的狗,掩盖了一个被约束的现实。好啊,我们看那条狗,它连撒尿都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树。主人让它往哪棵树上尿,它就往哪棵树上尿。确实,很多时候,面对着各种强大的电子媒介,强势的传媒系统,我们的大脑、身体,好像被植入了某种芯片,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它发出的指令行动。连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无法逃脱它的指令。电视说书人易中天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说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肯定也会上电视的。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也太辛苦喽。我最近写的一部小说,涉及孔子讲学的事,我顺便做了个考证,孔子坐的车,车轮是用楢木做成的,就是电影楢山节考的那个“楢”字。确实很辛苦。易中天当然是坐着飞机,在恒温的电视演播室讲的。易中天的想说的是,学者们都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样的平台,愿意在大众传媒上露个脸。当然我对易中天的说法持疑义,至少我不愿意到电视上露脸。凤凰卫视希望我去讲,我告诉他们我真是不喜欢在电视上露脸。这里可以开个玩笑,现在女孩子的脸蛋都比以前漂亮了。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心理在作怪,后来发现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为有些女人也认为,现在的女孩子们确实比以前漂亮了。要知道,要让女人说出另一个女人漂亮,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为什么会变漂亮呢?这与其说是化妆术、美容术起了作用,是食品结构的改变起了作用,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审美的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女孩子脸蛋上的骨骼的变化以及肌肉的生长态势,预先规定了她们的一颦一笑。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文学虚构,真是吃力难讨好。因为职业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会与我有相近的感受:受大众传媒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作家这种职业。许多人都认为,与其读小说,还不如看报纸,看电视新闻。有许多大教授大学者,都是报纸迷。我看过北大的一些教授对王瑶先生的回忆。王瑶教授每天都要看十几份报纸的,看完之后,还要评论一番的。以前,我经常听人说,外国人一上火车,就拿起一部长篇小说看。很多人很羡慕,尤其是作家们羡慕:看看人家,看看人家的读者。可是,我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国外的地铁上,人们拿的也都是报纸嘛。其实我们的地铁上面,也有很多人捧起书看的,当然那不是小说,可能是公务员考试的资料。人们之所以舍小说而读报纸,舍小说而看电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觉得新闻报道是真实的,是非虚构的,而小说是虚构的。小说是通过虚构达到真实,需要通过一个转换,而新闻报道直接面对真实。与小说相比,报纸、电视似乎更有现实主义精神,上海的张三就是上海的张三,不可能是北京的李四、河南的王麻子一起勾兑出来的张三。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连傻瓜都知道了,新闻并不都是真实的,通过剪辑、通过信息的重新编码,即便新闻的所有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会是假的,新闻惯用的伎俩就是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或者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真实,从而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创作出一个新的谎言,差不多成了用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虚构文学。所有从事过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非常丰富的经验。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出现在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度。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克朗凯特,他同时也是电视新闻主播。世界各地的新闻主播制度的兴起,就是源于这个克朗凯特。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新闻栏目,栏目的名字就叫《克朗凯特晚间新闻》。从克朗凯特开始,电视新闻主播开始全面介入整个新闻流程,从选材,到拍摄,到后期制作,再到配发广告,全面掌控整个生产流程。我们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