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爱啊情的，一旦参加了革命工作，哪里还有时间谈爱情？”

“娃娃总要生的吧，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刘国栋笑嘻嘻地说。

众人哄笑起来，赵迅提高了声音说：“各位，各位，要想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能再这样自由散漫了。而且，李旷田同志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写清楚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理由，还有在旧社会所从事的职业，证明人，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旷田同志说了，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水晶石一样透明。”

“那要看到我的内裤了。”

剧社里只有从来都没个正经的阿Q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个家伙在舞台上把阿Q演得就像他自己，或者说在生活中他就是阿Q。小市民的痞气、怯弱、自卑、贪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与小城名人的自负、傲慢、虚荣、油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等诸种性格杂糅于一身。他就是城市版的阿Q，因此大家平常都叫他阿Q，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

赵迅瞪了他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阿Q的内裤想来应是最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可是，谁的又不是？

人们都说当演员的人总是分不清楚台上台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是人生更辉煌，还是舞台更灿烂？是戏剧人物更催人泪下，还是人生命运更坎坷磨难？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社会现实中的一个角色，或英雄，或小丑，或正派，或反派，或其他的连自己都难以界定的角色。谁都想演一出正剧，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皆大欢喜大团圆的，王子和灰姑娘最后生活在了一起。但谁也都知道，生活远不是那么简单。生活就像《雷雨》中的那些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充满阴谋、谎言、欺骗、伪善、情欲、乱伦、恃强凌弱、被大时代所左右，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悲情。赵迅在自己短暂的导演生涯中更偏爱悲剧，不是因为悲剧总有票房，而是由于人们在剧场淌下眼泪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身边爹娘还健在，妻子儿女环伺，会对自己原来或许平淡的生活倍加珍惜。那天赵迅在街上看镇压反革命的游街示众，一长串的大卡车，几乎每辆车上那些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长长木牌的反革命中都有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旧时代的权贵，有的和他打过交道，有的曾经训斥过他、欺压过他（比如有个家伙是税务稽查员，来他的米线店从来不付账，有一回甚至还带来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帮人，蹲在米线店狂吃。只是一碗米线啊，你们吃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啊，现在共产党请你吃一颗枪子儿）。赵迅那天是长长出了口恶气的。而最让赵迅解气的是， 1946年在昆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凶手，现在也被人民政府抓获并且立即正法。当年这些人多么猖狂啊，暗杀、绑架、秘密处决、打打杀杀，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说的，“用制造恐怖来掩饰自己的恐怖”。但有一个人物赵迅就搞不明白了，这个人在车上高呼口号，竟然喊的是“毛泽东主席万岁！朱德总司令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那一分钟赵迅以为是国民党在杀地下党呢。刚才每经过一辆卡车，围观的群众都在纷纷叫好、拍手称快。此刻听到这口号声，竟然都戚戚然、不做声了。悲剧。不知道根源的悲剧。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的悲剧。命运中无以解套的悲剧。弑父娶母的悲剧比起这一幕，轻飘多了，远远超出一个导演的想象力。赵迅那时只感到人头攒动的街道两边忽然爆发了一场鸡瘟，他自己则一身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而人们之所以接受眼前的悲剧，还不仅仅因为它与己无关，过去时代还有比这更大更惨的悲剧，至于未来会如何，暂且不去想它，自己还活着就好。特殊环境之下，一个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上演喜剧，后者上演闹剧。至于悲剧，大约哪个时代都不能幸免。

赵迅是毁过容的人，从大半张脸被烧坏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生都得当悲剧的主角了。一个没有正常脸面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就得忍受犹如黑暗深渊中的屈辱和羞愧。可现在赵迅为自己深感庆幸，不是由于他就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被绑在卡车上押赴刑场，而是因为他容颜已改，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个中国的“卡西莫多”并非无“脸”见人，而是人不见其往昔真面目了。

几年前，当赵迅只身来到昆明创建迎春剧艺社时，没有人相信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卡西莫多”。那时昆明一帮热爱话剧的艺人以老韩为主心骨，在日渐萎靡的话剧舞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个十足的草台班子，常常窘迫得连场租费都付不起。老韩抗战时期曾经在上海和重庆的话剧团体里待过，是到处流亡的“下江人”，还和田汉、老舍这些大师共过事。他在昆明一所中学教音乐，异想天开地把《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上演。昆明人能接受话剧也不过十来年时间，那还应归功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剧团。他们刚开始在昆明上演话剧时，被称为“文明戏”或“新戏”。女学生露着胳膊在舞台上出场时，下面还会传来嘘声和辱骂声。老韩把昆明的舞台艺术大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观众却不买账，连本埠报纸都评论说，“洋人歌剧唱腔堪比骡马嘶鸣，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