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书。我接到的命令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家书不得分发给士兵们，以免影响士气。我问下达这个愚蠢命令的团政工部主任：“难道我们是人贩子吗？”他回答说：“不，是牲口贩子。”现在看看运兵舱里那些拥挤在一起神情黯然的士兵，与即将被屠宰的牲口又有何异？

我们的目的地是青岛，我们将去驱赶胶东一带的共军。上峰说日本人投降后，八路到处抢占政府的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我们第8军从昆明空运到南宁，又从南宁驰骋到广东，到处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到处是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和自豪。人们都知道第8军是英雄之师，抗日之师。进广州时，我们的士兵还穿着草鞋、粗布军装，但美国人一夜之间就给我们换上了全副美械装备，从汽车、大炮到坦克、装甲车，从皮鞋、手套、围巾、雪地防护镜到鸭绒双层睡袋、毛衣毛裤、咔叽布军装。一些笨到吃屎的家伙把皮手套当袜子，还怪人家美国人脚趾怎么会那么长。搞得我们要专门办培训班，让那些中下层军官学从打领带到擦皮鞋的技能。一支国家的军队，怎么能永远与土气和没文化为伍呢？世界上最漂亮的制服，绝对应该是军装。无论在广州还是香港，我们去舞厅跳舞，老板从不收我们的门票钱，舞女们把我们当英雄，即便像我这样面目全非的人，周围也全是崇拜的眼光。有一天我和两个下属在广州一家餐馆吃饭，结账时堂倌说，老总，你们的账隔壁桌子上的一位女士已经帮你们买过了。我起身向那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士致敬，说这世上从无女士为先生们结账的惯例。她回答说，我听到你们谈论打日本人的事。老总们是国家的英雄。那一刻，我为自己是国军军官而自豪。

但在茫茫大海上，我已没有了那样的自豪感，我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我伤愈后重回军队，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可等我们的部队整编好，小日本却投降了。我们刚刚赢得了荣誉，又迫不及待地在这荣誉上啐了一口，也许将来还要把它踩在脚下的污泥中。在九龙时，我是负责接收美械装备的联络官，那些令任何一个军人都眼热的坦克、火炮、军车和各式枪支弹药，堆积如山，散发出冷峻夺目的暗淡光芒。它们将统统被装上船运往北方，去打共产党。一天，第8军军长李弥来视察装运情况，我问他：

“军长，两兄弟闹矛盾，再怎么也是家里的事，现在外人来帮助一个打另一个，总不太好吧？”

李弥军长瞪了我一眼，“共匪跟我们不是兄弟。人家早认俄国人当大哥了。”

那我们就要认美国人当爹了？中国，你自己家里的事情为何总搞得如此不堪？尽管美国人在抗战时是我们的盟军，给我们莫大的帮助，还救过我的命，但那是抗战，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现在我们去和共产党军队打仗，是兄弟阋墙，又是另一回事了。部队里不少中下层军官甚至普通士兵，当他们穿着簇新挺括的军装、背负着还散发着机油清香味的武器登船时，我看到了他们眼睛里的迷惘。而仅仅一年前在滇西战场上，部队开拔前线打鬼子时，士兵们的眼睛里只有一种东西——仇恨。

我没有跟李弥军长争辩，我们都是在战场上把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作为一个少校军官，我当然要绝对服从一个中将军长的命令。我们是一群被驯服的羔羊，漂泊在同胞之血的大海上，没有光荣，只有耻辱。我情愿这苍茫的大海上都铺满日本鬼子的尸体，我们跟他们的仇还没有完。我的行囊里就有一首我的联大学长、诗人穆旦刚刚发表的诗作《轰炸东京》——

我们漫长的梦魇，我们的混乱，

我们有毒的日子早该流去，

只是有一环它不肯放松，

炸毁它，我们的伤口才能以合拢。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都不能理解我们中国军人对日本鬼子的恨。穆旦兄，我的好学长，我浴血抗战的好战友，我多想和你一起直捣黄龙、生擒日本天皇。如果抗战还没有结束，如果这艘美军登陆舰载着我们直扑大海对面的那个蕞尔岛国，我会第一个冲下军舰。可是啊，我似乎搭上了一条错误的船，行驶在错误的航道上。方向舵不在我的手上，我只是这个混乱时代的过客。

我们在青岛登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座颇具殖民风格的海滨城市，部队就开拔到胶东一线。到处都是八路的地盘。他们挖断了公路和铁路，阻止国军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和他们并不陌生，多年前就打过交道，“破袭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过去用来对付日本鬼子，现在却针对国军了。而国民政府为了和共产党抢地盘，甚至不惜让从前的汉奸队伍摇身一变，成为维持治安的国家军队。我们干的事情，不仅让老百姓痛恨，连战败的日本人都瞧不起了。我们进入一个县城时，一个已经向八路军交出了武器的日军大尉不无傲慢地说：“我们战败的，承认；你们的和平，不会有。三十年后，我们的，还要回来。”

这个狗杂种小日本，老子真想给他一把刀，跟他来一次决斗。

作为战胜国军队，去接受战败国军队的投降，本来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这是数百年来的中国军人从来没有过的光荣。我们在战场上时，为了让鬼子缴枪投降，把嗓子都喊哑了也从未遇到一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兵。现在大批的日本人忽然就像没有了魂儿，孤魂野鬼一般一群一群地待在临时战俘营里，他们曾经满脸的骄横、凶残、剽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