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自己掏腰包。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的官，百事孝为先！叶保国愣了一下，忙说，是是是，我这不是专程来看他嘛。然后他向秘书一使眼色，秘书连忙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叶保国，叶保国并不接，只向赵广陵那边偏了一下头，精明的秘书忙恭谦地说，赵大爹，这是我们领导的一点心意。请您老人家收下，安心养病。我们领导会随时抽时间来看您老的。

赵广陵声音不高不低，但威严十足地说：“滚出去。老子没你这个儿子。”

叶保国走了后，舒淑文一把老泪一把辛酸地开始数落犟老头赵广陵。你儿子来认你，你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嘛。人家现在当了大领导，出息大了，开会作报告上千人听，难道你还要人家像小时候那样跪着说话？你也不看看你儿子头上也有白头发了吗？你知不知道，那些年你三天两头地管制、劳改，我躲在屋子里偷偷抹眼泪，孩子们却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只要他在家，话不准大声说，门永远必须关上，窗帘也得拉上，家里就像一个黑黢黢的牢房。他要出门前，就像外面有特务，站在窗子前撩开窗帘一角左看右看，还把孩子使出去看有没有人。老大豆芽出去看了一次不够，等几分钟又把老二豆角使出去。院子里一有陌生人说话，他就紧张得不行，竖起耳朵躲在窗子后听，从来不敢像一个家庭主人那样，坦坦荡荡地和人交往，爽爽快快地当一个父亲。说好要带家人去公园玩，孩子们头天晚上就开始激动，可是到星期天早上，外面阳光灿烂，鸟儿叫得欢，他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左打听右打听，就是不跨出门。就像要带孩子们去干坏事。哪个孩子喜欢自己的父亲鬼鬼祟祟的，像电影里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特务？他只要一不在家，我们家就大门洞开，窗户敞亮，孩子们在院子里活蹦乱跳，打进打出。连邻居都说，你们家老猫一出去，一群小耗子都从窝里跑出来了。

周荣劝舒淑文不要说了，那时赵广陵情况特殊。那些苦日子都过去啦，我们继续打牌吧。

舒淑文这天就像积蓄已久的压抑情绪溃堤了，非要继续数落。苦日子过去了，心头还堵着哩。男儿大丈夫的，在外面失败了，我们不怪你，但你在家里不能失败啊，当爹不能失败啊。人家的孩子从小在父亲身上爬上爬下的，他呢？一周从农场回来一次，饭碗还没端起来，就要孩子们站队点名，还报数，然后逐个报告一周做了什么，没有完成的就打手板心。有一天豆角从外面回来，一颗纽扣没有扣好，他把娃娃抓过来屁股上就是一巴掌，豆角那时还在上幼儿园啊。完全是个旧军阀嘛。人家说父慈子孝，你叫孩子们咋个亲你爱你？你就没有想想，自己的历史问题给孩子们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从上小学开始，他们每学期开学时必须填的表格中，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先是要填“人民管制分子”，后来就必须填“服刑劳改人员”了。有一年豆芽犟着不填，结果班主任把我叫去，指着空白栏说，他父亲是什么人，就填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教孩子撒谎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哪里敢撒谎呀，他们天天要求进步，做梦都想加入少先队，红卫兵……

舒淑雅也陪着抹眼泪，说妹妹求求你就别说啦，心头怪堵的。孩子小不懂事，也怪不得他们。

我的孩子懂事可早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舒淑文不管不顾地继续说。豆芽八九岁时就开始担水挑煤、拾柴煮饭。那时我天天搞运动，炼钢铁，身体又不好，挑不了水，豆芽和豆角两兄弟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每次用扁担去抬半桶水回来。在水井边还要受人家的欺负：“反革命家的狗崽子，排后面去！”有一天一个混小子说“两个小和尚抬水给一个尼姑吃啊”。赵豆芽抡起扁担就朝他打过去。他那么瘦小的身子，怎么打得过比他大的娃娃？他和豆角满头是血地回到家，手上提着打断的扁担和只剩几块木片的水桶。那天我是豁出去了的，在街坊们面前跳着脚地骂街，要打我儿子的人站出来评理。最后是一个居民小组长说，算啦别吵了。你们这种家庭的人，还有脸在人前说理。想反攻倒算吗？我倒不是想反攻谁，我就是想评一个理啊！我就是想那种时候有一个男人站在我的身后，保护我的孩子们啊！

“哗啦！”赵广陵推翻了麻将桌上的牌，起身进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这事过了几天后，舒淑文说她外孙生病住院了，她要去女儿家照应几天，还带走了保姆许妹。这有点像某种刻意的回避，让一对孤独的老头老太相互去面对漫长的时光。舒淑雅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赵广陵还得撑着病歪歪的身子为她做饭。舒淑雅说我们叫外卖吧，或者到外面去吃。赵广陵说，有锅有灶的不弄，哪还像个家？

“你想有个家吗？”舒淑雅忽然问。

赵广陵一愣，说：“我有家。在松山。”他的心跳忽然加快了，他看到舒淑雅有些迷蒙的眼光，浸泡着苍老的爱怜，从眼角渔网一般的皱纹中流淌出来，让人心碎。他转身进了厨房。

那个晚上他们吃得很简单，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蒸了一小盘火腿，一碗鱼汤，两个咸菜。但舒淑雅却拿出一瓶红酒来，满满倒上一大杯，赵广陵不喝，静静地望着餐桌对面的女人，听她在酒精的作用下一泻千里的倾诉。女人如果主动要喝酒，一般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三十岁以前，我还认为我的家应该在中国。舒淑雅说。刚到曼谷时，人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