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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制,也得守丧,守丧期间当然要很苦情才行。但那么久不让唱歌喝酒,庐江太守实在憋得辛苦,终于,梁龛怀着无限喜悦等到解放。但他神经大条了一下,在丧期结束的前一天,请客饮酒看歌舞表演。要是一般人,对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毕竟守丧已经接近圆满了,最后一天而已。但是刘隗就坚决不放过,他引《春秋》证明,这件事严重违礼,要给梁龛罢官削侯处分,结果司马睿就给准奏了!
东阁祭酒严含,在叔父丧期嫁女,也有点违背礼制。大家族中,长辈那么多,保不齐什么时候去世一个,难道这下一辈儿孙就不能结婚了?所以,当时人们对这种事都不较真,别太过分就行。毕竟守丧重要,传宗接代也很重要,但刘隗可不管这些,上表弹劾!
元兴年间,丞相府杀都运令淳于伯的时候,血溅到柱子上两丈多高又流下来。按说这也正常,是个物理现象,完全符合物理规律。但刘隗就认定不寻常,这是冤案,要求罢免相关人员的官职,搞得丞相王导都上书引咎辞职。
司马睿当然没有罢免王导的职务,但是由此可见,刘隗等人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做事方法。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这种揪辫子、抓细节、过分苛责的做法,必然搞得人心惶惶。
他们不仅这样对待一般朝臣和王导,最后还动到了王敦头上。
刘隗认为王敦权势过大,终不可制,应该早做防范——这说法倒也没错。但是所谓的政治智慧,就是你不仅要能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高明的手段处理问题。
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刘隗劝司马睿派出心腹,驻守在王敦旁边以便监视,司马睿也还真就听从了。他就以北伐为名义,任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守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镇守淮阴;叔叔谯王司马承驻守长沙,以牵制王敦。
这些手段太过拙劣,当然瞒不过王敦。王敦大怒,但是一时间,却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原因是此刻还有一员大将手握重兵——祖逖,他颇为忌惮。只要祖逖活着,他就不敢冒险抗衡朝廷。
可惜老天不长眼,偏偏在这紧要关头,祖逖撒手人寰。321年,祖逖没能完成北伐大业,带着深深的遗憾,病死于河南雍丘,享年56岁。当地百姓大为悲痛,就像死了亲人一样。
《晋书》将祖逖与刘琨同列一传,并且都给了他们很高的评语。所谓国乱显忠良,他们就是活脱脱的标本。二人征战北方,在敌人肆虐之地,始终抗争,坚决不屈服,赢得千古令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真不愧少年时的一番承诺:
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羝羊触藩
祖逖一死,东晋朝野再也没有大将军王敦的对手了,王敦早已等得不耐烦,他立刻积极备战。
他的性格倒也不失豪爽,既然打算跟朝廷对着干,就挑明了拉拢人才。他开始把中央有名望的士人,都软硬兼施延聘到自己幕府中,比如大名士羊曼、谢鲲,比如大名士、大诗人、大学者、大易学家、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先生。
郭璞时任著作佐郎,相当于国史馆副馆长。322年春正月,郭璞被逼做了王敦的记室参军——类似办公室主任。当时,王敦的另一名谋士陈述(字嗣祖)刚好逝世,郭璞前去吊丧,大哭着说:
嗣祖,嗣祖,焉知非福!
有时候,能死,也是一种福气。
郭璞太牛了。
首先他是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他的游仙诗在中国历史上是开了先河的,其文赋辞藻清雅,是两晋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文学家。其次,他还是大训诂学家、大学者,他给《周易》《尔雅》《楚辞》《穆天子传》《山海经》这些上古时期晦涩难懂的典籍,都做了通俗易懂的注解,直到今天我们读《山海经》《尔雅》,都得用他的注释。
但是,他更为有名的,是在易学史上对术数学的贡献——那简直是宗师级的人物。比如今天非常流行的“堪舆之术”,说白了就是风水学,就尊郭璞为祖师。
郭璞有一本《葬书》,乃风水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讲了如何选择地势,还第一次明确提到风水的概念: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就是说,风水讲究“气”这个概念。气怎么看呢?乘风则散——风太大的地方,气就散了,所以选房子不能选风口;界水则止——碰到水,气就停住了,所以好风水一定离不开水。那么古人找理想的环境,就是要找那种能聚气不散的、流动的气也能停止的地方。得气失气,关键在于风和水的配合,所以这门学问就称之为“风水”。
郭璞的《葬书》还有一个观点,影响了中国几千年,那就是所谓的“葬先荫后”——埋葬先人,可以福荫后人。所以,很多人在父母生前不孝顺,父母死后却脑袋灵醒,突然变成“大孝子”,要给父母找最好的坟地,花再多钱也在所不惜。
郭璞的神奇事迹,在当时广为流传。
相传郭璞渡江后,曾经给自己的母亲找过一块墓地,人们都认为这块墓地距水太近。郭璞说:“没关系,这一带很快就会变为干地了。”并且写了一首诗作为预言:
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大意就是,北山高大险峻,大海波涛滚滚,许多年后,这里就只会剩下累累三座坟墓,就分别是我母亲和两位哥哥的。后来,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