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自由。

刚才谈论的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知道，当前中国文学的评论现实远未达至。不用多加举证，仅看引文，就能感知背后的不同。我特别喜欢《纽约时报》书评里的引文，谨慎而夺目，就像完美镶嵌的宝石，从来不是随意拼贴的边角料。能感觉评论者背后的态度，是邀约读者共同见证智慧。出于恭敬、激赏和折服，这些评论家找不到不流失容量和精度的其他概括来替代，只好引用原文。他们想与读者一起重温，自己初次阅读时那种由衷的惊喜、赞美和震撼。我甚至能感觉，这些评论家引用原文时，保持着与一个抄录的读者同样的迷恋与虔诚。我觉得中国文学的评论家，多是高屋建瓴、指点迷津的老师，不可能采取这样低微的姿态。

然而，当我想要对批评界表达不满的时候，我也由此发现了问题核心。我们就是让一个热爱文学的粉丝去抄录引文，恐怕也拿不出什么精湛货色。倘若作品乏善可陈，评论家无法把化石粉变成羊脂玉，无法用一根胡萝卜做出满汉全席。

如果作家提供的版本是独特的、丰富的、有力的，甚至难以概括的，评论家必须以专注的、有难度的、被触动灵魂深处的评论才能呼应。当我们自己的作品日近单调和趋同，评论家们的发言只要进行一番学术上的器官移植就可以了，一个概念、一种褒义被施用在不同身体上都可以，没什么排异反应；如果作家独特到熊猫血的程度，评论家就无法拿通用的O型血来应对。

我不是替评论家推卸责任，做编辑二十多年，我自己深有感触。有些作品粗糙无聊，真不值得心血上的投入。写作者是沧海，评论家只是一粟，不可能惠及众生，而许多写作者就像盲目自信的相亲者，误认为每个人都会在惊艳之下乐于给予自己一生的婚姻保障。想想姿色平庸且毫无风致的女子，生硬地拿出一副不匹配的撒娇架势，要求他人给予自己绝代佳人式的溺宠，也够荒谬吓人的。

其实评论家撰写评论，就像作家描述生活，都需要情感的投入，甚至需要附体式的感知与传达。作家抱怨评论家写得“隔”，写得“不点穴”，其实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常常也是不及物的。只有当作家对描述对象的尊重大过自我表现的虚荣，才有可能达到“精确”，达至“动容”，这个创作规律和评论家别无二致。

成为段位对等的棋手，而不是频出臭招，既让对方耻笑，也令自己恼羞成怒。作家应该写出让评论家运用情感和智商的作品，而不是仅用红包短暂地占有评论家的时间与精力——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作家所获是买醉式的快感，给自己带来的，不过是幻觉、失态和对智力的潜在伤害。当评论家回报以敷衍的安慰、慈善意义的赞美、不涉道德的欺哄，作家无论是信以为真还是愤然声讨，好像都显得不够体面和通达。在这种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互动游戏里，写作者与评论家并非双赢，而是损伤了彼此最为宝贵的赤子之心。

我们当然知道，评论家在社交领域受到重视，但许多作家心照不宣地认为，虽然评论家往昔并非一言九鼎的意见领袖，但与曾经的职业道德相比，评论家们应该去反省一下失落的荣誉。然而，说到加强评论建设，不是作家袖手旁观、隔岸观火，去看评论家的检讨和笑话。调整作家与评论家之间不算理想的关系，首先是作家需要颠覆我们自身的陈腐与虚荣。

为什么说作家难辞其咎？作家往往执行双重标准，希望批评家对别人铁面无私乃至棍棒相加，体现少林功夫的观赏性；对自己柔情似水，如果要锤锤打打，最好力道恰如敲背之妙，施展医疗保健的实用性。对别人是法官的正义与无情，对自己是天使般的慈悲与怜惜，其实作家无需这么要求评论家的作为，评论家平常就是这样在“人格分裂”中去平衡社交网络和专业水准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不能阻断食物链去谈论狮子的慈悲一样——只有作家能够坦然、诚恳而又结实地，甚至是“不顾廉耻”地承受批评，评论家才能不用衡量利害地做出心口如一的直觉与良心判断。

我有时，宁愿作家与评论家之间是一种虐恋的关系，相互折磨，也深切依赖，要比浮泛的友谊来得更可靠。我宁愿火眼金睛的批评家怒其不争对我当头棒喝，也不愿手法细腻的学术慰安妇哀其不幸对我精神按摩。还是那句话，疼痛是我的敏感，是我的边界，是我身体能够感知和调控的部分，我愿那些眼界高远的人能够告诫我的井底局限。

我曾设想，能不能展开这么一个批评栏目，可以让作家自愿报名参与，以免纠缠和结怨——这个栏目要求不使用褒义词，只找茬儿挑毛病，让评论家一展讽刺甚至是恶毒的施虐才华，不为炒作，只是让一个受窝囊气的人有个拳击的健身场所来恢复他的击打能力。我肯定愿意报名参与栏目的建设——我这个沙袋虽小，体量不足，但存诚意。后来又想，这也许会被媒体当作一个“要红不要命”的噱头，就像特别希望自己被骂以成为舆论焦点似的，所以作罢。至少，我希望在座和不在座的评论家知道，有一部分如我这样心理阴暗的写作者——需要你们的冷酷，胜于需要你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