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以及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们，他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寄给了他们。但是，在这里，在上海，惠子才是他的女人。惠子也是大家的大姐姐，她穿着拖鞋，系着围兜，给大家做日本饭吃，温柔，亲切。这种时候，阿隆佐就像一个君主一样坐在那里，惠子则在一旁伺候着大家。她不断地给托马斯，给查尔斯，还有给欧内斯特夹上煎得喷香的鱼，端上用酱油、清酒和米醋煮出来的蔬菜，还有一碗碗的蒸米饭。他享受这些愉快的下午，那种舒适的感觉，只有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时才有，而这种时候，他不需要安雅，安雅不是他的家。

没有演出的晚上，他们两人就会一起出去，他跟随着安雅，进入他所不知道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舞女，也有鸦片烟鬼，有赌徒，也有哲学家和乌托邦主义者，还有各色各样的异见分子，整天琢磨着推翻现有的政权。在她的陪伴下，他碰到了很多艺术家、演员、诗人、酗酒者和单纯寻找感官刺激的人。

“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一天晚上，他对她说道。他在这个城市有一段时间了，这是他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当然有，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共产党，”她立刻反对道，“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三分之一的上海人……”

“我知道，”他打断了她，“但谁是呢？我好像从来就没遇见过一个。”

“没有人会公开承认，共产党人是要被杀头的。”

“这真是一个谜，我没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存在。”

“听着，”她靠近了他，压低了声音说，“我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是对上海知根知底的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这可是天大的秘密，你千万不要说出去，你知道吗？新渔阳路六号的外国语学校，其实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地下联络点。”

“真的吗？”

“是的，他们悄悄地告诉我，那里根本不上外语课。你去那里走一趟，就会知道了。当然，从外表看，共产党跟普通人没什么不一样。”

那天晚上，他多喝了点，事后，他都不记得那天还去了安雅的家，第二天清晨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当他在中午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口干舌燥，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嗓子都哑了。他匆匆地洗了一把，穿上衣服下楼了。

楼下的餐桌上，摆着丰盛的早餐，那都是陈妈的手艺，浓稠的燕麦粥、切成厚片的烟熏火腿，还有炒得喷香橙黄的鸡蛋，只见查尔斯和欧内斯特正埋头吃着。

“奥利佛和弗兰克也要走了！”欧内斯特一见到他就大叫起来，嘴里还塞满了炒鸡蛋。

“什么？”他重重地坐了下来，“那两人？他们一点积蓄都没有。”一张去美国的末等船票是一百五十美元，也就是四百五十块钱，以一百五十块的收入，也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存下来。何况灯红酒绿的上海就张开双臂等着你，夜夜笙歌吸引着你，存钱成了十分困难的一件事。“他们上哪儿去弄钱呢？”

“赛狗场。”查尔斯说，“他们说，运气好，赌赢了的话，就能买上两张船票了。话说，如果这里真的打起仗来，那我们都得跑。”

托马斯听了无言以对。

“难道你就不害怕？”查尔斯问道。

“当然怕，但是，在老家，我也害怕，所以才会选择离开。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里。”

他们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低下了头。“我们也一样。”欧内斯特说道。

“如果他们入侵上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就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过，我们又不参与战争，无论哪一方赢了，都和我们没关系。再说，他们都想听爵士乐，无论战争的结果怎样，我们应该还能继续演奏。”

这两个男孩又对视了一眼，欧内斯特说：“我们会留下来。”

“再也不回去了。”查尔斯附和道。

“尾巴，”欧内斯特话锋一转，“你昨晚上哪儿去了？”

“你怎么管起我来了？”

“华叔告诉我，你今天上午七点才回家。”

“真的？这是他说的？你这个调皮鬼。”托马斯很喜欢这个男孩，这个机灵的孩子在上海待了一年半，现在一口流利的洋泾浜，和当地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聊天了。而托马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学会几句洋泾浜，更别提上海话和国语了，对于他来说，那真是太难了。其实，托马斯在上海遇到的乐手中，也没有别人能讲上几句上海话或者其他地方方言的，这两兄弟的机灵劲儿让托马斯很喜欢。

看着这两个快活而开朗的男孩，托马斯脱口而出：“嘿，你们两个，别自己租房子了，干脆搬过来和我住吧。”他们一听这话，就咧开了嘴，他知道他的提议是对了，何况他自己也需要伴。这个屋子里，有太多的空房间了，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寂寞。现在，夏天来了，这个屋子里的空气黏滞闷热。冬天的时候，沉默寡言的老朱是这栋屋子的供暖大使，现在，他把窗户都打开透气，还各处放了好些扇子，供大家随时取用。

“我会跟林鸣讲的，”他告诉这两兄弟，“把你们的东西搬过来吧，今晚就住下来。”

两天后的晚上，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六月的第三个礼拜三，森冈第一次走进了皇家剧院。

当时，杜月笙正在他的包厢里，宋玉花、林鸣，还有他的保镖，就围坐在他的身边。起初，没有人注意到他进来，他穿了一身不起眼的便衣，找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