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看看里面是不是真如传言所说，记着辨别绿松石与青金石的“观色法”。

在这之后不久，天刚蒙蒙亮，书库的木门还沾着晨露，王嘉便已提着装满笔墨的布囊，踏着青石小径匆匆赶来——他又要开启那套早已熟稔的“求知之旅”，只不过这一次，行囊里多了几卷空白竹简，专门用来记录春秋战国宝石典籍里的疑难之处。

待师哥师姐们陆续到齐，众人分工展开书库西侧的竹简卷帛整理工作时，王嘉的目光便像带着钩子，总往那些标注“玉”“石”“珠”的典籍区域飘。指尖拂过堆叠的竹简，遇到《考工记》《山海经》这类曾在师哥口中听过的典籍，他便小心翼翼抽出，先在竹简末端用朱砂轻轻画个小圈做记号；若是碰到《国语》《左传》这类夹杂宝石记载的史籍，更是放慢动作，逐字辨认其上的墨痕，但凡看到“璧”“琮”“圭”等字眼，便立刻从布囊里掏出空白竹简，用小刀轻轻刮去表面浮尘，蘸着稀释的墨汁，将“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以圭瓒聘于鲁”这类记载匆匆誊抄下来，连标点符号都不敢遗漏。待整理完一处区域，他便把做了记号的典籍归拢到一旁，趁着休息的间隙，盘腿坐在书库的窗下，就着透过窗棂的晨光逐卷细读，遇到“辨玉先观其质，次察其色，再验其纹”这类关键句子，便用指甲在竹简上轻轻刻下浅痕，生怕过后忘记。

这般忙碌下来，几日间，王嘉竟真的理清了不少疑问：从《尔雅》里“珣玗琪”是辽东玛瑙，到《考工记》中“玉人雕琢圭璋，必循阴阳之理”，大多能通过比对不同典籍的记载自行解惑。可当他翻到左丘明先生批注的《穆天子传》残卷时，却被一句“天子取玉三乘，载玉万只”难住了——这“三乘”是指玉料的等级，还是运输的车辆数量？“万只”又为何不用“万件”“万枚”，难道是特指某种形制的玉器？还有前日整理的《管子》里“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珠玉能当货币，可不同宝石的价值如何衡量？是按大小，还是按产地？这些疑问像缠在竹简上的丝线，越理越乱，任他反复翻阅手头的典籍，也找不到明确答案。

于是在一日午后整理完竹简，王嘉捧着那几卷标注满疑问的典籍，先是走到正擦拭青铜鼎的师哥身边，红着脸问：“师哥，弟子读《穆天子传》时，不解‘玉三乘’是何意，您之前说过和田玉按品质分等，莫非‘乘’是等级单位？”师哥放下抹布，接过残卷细看，指着先生的批注笑道：“嘉弟仔细看，先生这里写着‘乘者，载也’，‘三乘’是说用三辆车装载玉料，至于‘万只’，是因当时小玉器多称‘只’，比如玉玦、玉珠。”随后王嘉又找到正在修补帛书的师姐，请教珠玉作为货币的价值衡量之法，师姐便从书案下翻出一卷《逸周书》，指着其中“凡珍珠以重两为等，玉以大小为差”的记载，耐心解释：“春秋时珠以重量分，玉则看大小与质地，像和田玉即便小块，若温润无绺，也比大块的普通玉值钱。”

可最让王嘉困惑的，还是《山海经》里“赤玉出于常羊之山”的记载——他翻遍手头典籍，也没找到“赤玉”究竟是玛瑙还是红宝石。最终，他还是在傍晚找到了左丘明先生，捧着典籍躬身请教。先生坐在书案后，听完他的疑问，先是取来一块暗红色的玉石标本，递到他手中：“嘉儿你摸，这便是常羊山所出的赤玉，质地温润如和田，却色如丹砂，与西域传来的红宝石不同——红宝石虽红，却通透如晶，且硬度更高。”说着，先生又翻开《山海经》的批注，“古人称‘赤玉’，多是指这类红色玉石，而红宝石当时称‘火珠’，直到战国后期才随西域贸易传入中原。你看问题，既要读典籍，也要辨实物，这才是‘格物致知’的道理。”

此后几日，王嘉不仅继续在典籍中寻找答案，还常跟着师哥师姐去先生的书房观察玉石标本，对比不同典籍中对宝石的描述：看和田玉的“温润”如何对应《尔雅》的“浊泽而有光”，看玛瑙的“通透”怎样契合《考工记》的“清明而泽”。遇到不确定的地方，便再向先生和师哥师姐请教，反复论证辨析。终于，在一周后的清晨，当他再次翻开那几卷标注疑问的典籍时，先前的困惑竟尽数解开——从宝石的产地、辨别方法，到在礼制与贸易中的应用，都在他心中形成了清晰的脉络。阳光透过窗棂落在竹简上，王嘉摸着那些曾让他困惑的字句，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原来这“求知之旅”，不只是读万卷书，更要问有所得、辨有所悟，方能真正走进这春秋战国的宝石世界。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成公第一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成公第一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成公第一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成公执政鲁国第一年的时候，和鲁国其他诸侯王君主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