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储粮运输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其制度设计与技术实践既深受邻近文明影响，又融入了本土气候与社会结构的适配性改造，相关智慧更被载于典籍律令之中，代代传承。

东亚：日本与朝鲜半岛的粮仓规制

日本的储粮运输体系，始终与“律令制”的推行和稻米经济的发展紧密绑定。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日本效仿唐朝的仓储制度，在中央设立正仓院，在地方各国建立国仓，形成了“中央—地方”两级仓储网络。正仓院作为皇家粮仓，选址于平城京（今奈良）的高岗之上，采用木质梁柱与砖石台基的建筑结构，仓房离地数尺，既隔绝了地面湿气，又能抵御虫蚁鼠患，其储存的稻米、布匹、武器等物资，至今仍有部分留存于奈良正仓院，成为研究古代日本仓储技术的活化石。《养老律令》中的《仓库令》，更是明确规定了粮食的收纳、储存与调拨细则：要求各地国司在秋收后统一收缴稻米，经晾晒扬场、去除杂质后方可入仓；粮食运输以陆路为主，辅以濑户内海的近海航运，由“运丁”押送，损耗标准不得超过百分之二，超额部分需由责任人赔偿。到了江户时代，幕府推行“藏米制”，将各地大名的年贡以稻米形式收缴，储存于江户的“大坂藏屋敷”，再通过京滨运河转运至幕府粮仓，相关管理规范被收录于《德川实纪》之中，详细记载了藏米的出入库流程与粮仓的防火防潮措施。

朝鲜半岛的储粮运输，则深受中国唐宋制度影响，又结合半岛的多山地形与季风气候进行了创新。高丽王朝时期，朝廷在全国推行义仓制度，并编纂《高丽史·食货志》记录规制：义仓需建于村落的高燥之地，以砖石砌筑，仓顶覆盖茅草，储存的粮食由村民共同缴纳，荒年时开仓放赈；同时在开京（今开城）设立太仓，储存从各地收缴的贡米，运输依靠汉江的水运与陆路的牛车，《高丽史·百官志》中便提及“漕运司”的职责——负责疏浚汉江河道，保障贡米顺利运往都城。李氏朝鲜时期，仓储制度更为完善，朝廷颁布《经国大典》，明确“常平仓”“社仓”“义仓”的分工：常平仓由官府管理，负责平抑粮价；社仓由乡绅运营，救济本地贫民；义仓则为军用储备。此外，朝鲜半岛的储粮技术还注重应对梅雨季节的潮湿气候，《农事直说》中记载了“仓底铺沙法”——在粮仓底部铺设厚达一尺的河沙，再垫上木板与干草，以此隔绝湿气，防止稻米霉变。

东欧：俄罗斯与东欧诸国的储粮实践

俄罗斯的古代储粮运输体系，始终围绕着寒冷气候与农奴制经济展开。基辅罗斯时期，王公贵族在城堡内修建地下窖仓，利用东欧平原的冻土环境储存小麦、黑麦与蜂蜜，这种窖仓深入地下数米，以砖石砌筑，窖口以木板与泥土密封，低温环境可使粮食储存数年而不坏，《往年纪事》中便记载了弗拉基米尔大公时期，“基辅城内窖仓充盈，足以抵御三年饥荒”的盛况。到了莫斯科公国时期，随着疆域扩张与城市发展，地面粮仓逐渐取代了地下窖仓，朝廷在莫斯科建立“皇家粮仓”，在伏尔加河沿岸设立驿站粮仓，粮食运输依靠伏尔加河的水运与马拉雪橇的陆路运输，冬季的雪橇运输更是俄罗斯的特色——厚厚的积雪减少了摩擦力，马拉雪橇可驮运数百斤粮食，穿越平原与森林，相关运输路线被收录于《俄罗斯编年史》之中。

东欧诸国（如波兰、匈牙利）的储粮运输，则与庄园经济和多瑙河航运紧密相关。中世纪的波兰，封建领主在庄园内修建石砌粮仓，储存农奴上缴的谷物，运输依靠维斯瓦河与多瑙河的水运网络，将粮食运往但泽（今格但斯克）等港口城市，再通过波罗的海贸易销往西欧。《波兰王国法典》中规定，领主不得随意截留过境的粮食商船，需按比例缴纳关税后方可通行。匈牙利则利用多瑙河中游的平原优势，建立了规模化的粮仓群，《匈牙利编年史》记载，15世纪的布达佩斯，城外的粮仓“连绵数里，储粮百万石”，粮食运输以多瑙河的驳船为主，辅以牛车的短途转运，形成了“河运为主、陆运为辅”的运输格局。

至于东南亚地区，这片被热带雨林与纵横水系覆盖的土地，更是孕育出了与湿热气候和稻作文明高度适配的储粮运输模式，其智慧既凝结于部族的生存经验，又被载于各国的历史典籍与贸易文书之中。

东南亚的核心作物是水稻，而高温高湿的气候极易导致粮食霉变，因此高架仓成为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储粮建筑。在泰国的素可泰王朝时期，王室便在都城周边修建了大量高架粮仓，仓房以木质立柱支撑，离地数米，既隔绝了地面的湿气与蛇虫鼠蚁，又能利用空气对流保持仓内干燥，《素可泰王朝编年史》中记载，这种粮仓可储存稻米“数年而不腐”，成为王朝稳定的重要保障。到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粮食运输依托湄南河的水运网络，将北部平原的稻米运往都城阿瑜陀耶，再通过暹罗湾的港口销往中国与印度，《大城府志》中详细记录了稻米的贸易流程与运输损耗标准。

越南的储粮运输则与红河三角洲的水利灌溉系统相辅相成。李朝时期，朝廷在全国推行“屯田制”，士兵与农民一同耕种，粮食统一储存于军营与官府的粮仓之中，《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李太祖下令“凡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