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慢慢地，我也弄懂了。他们开始要求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从弗雷提格那里带回来的乐谱袋里开始有命令了，有时候还有钱。我跟他说：‘你看看他们给你送了些什么——这些是你想要的吗？’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些钱。后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钱散了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冬天，当我跟戴尔特说起的时候，他非常生气。”

“哪一年的冬天？”史迈利问道。

“跟戴尔特认识的第二年冬天——1956年在米兰。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1955年1月。那就是事情开始的时间。有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说？匈牙利在塞缪尔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知道那时候戴尔特怕他，这是弗雷提格说的。那年11月芬南让我带些东西到韦布里奇时，我几乎都要疯掉了。我冲他吼：‘你没看出来这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枪，一样死在大街上的小孩？只有梦想变了，那些血还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是你想要的吗？’我问他：‘你也会为德国人做这些勾当？要是过那些鬼日子的是我，你会让他们这样对我吗？’但他只是说：‘不会的，艾尔萨，这不同。’然后我就继续拿那些乐谱袋去剧院。你能理解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想也许我能够理解吧。”

“他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他就是我的命。我想保护我自己。然后慢慢地，我也成了当中的一分子，后来，想停止也已经为时太晚了……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她低声说道：“有些时候我心情还是挺好的，就是当这个世界似乎在为塞缪尔做的事情鼓掌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新德国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那些家伙又回来了，就像小时候那样让我们害怕。那些可怕的膨胀的骄傲回来了，你甚至能从报纸上的照片里看到，他们随着古老的节奏向前进军。芬南也感受到了，但谢天谢地他还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那些。

“当时我们在德累斯顿外面的集中营，以前我们就待在那里。我爸瘫痪了。他最挂念的就是香烟，而我就用集中营垃圾堆里头能找到的东西给他卷烟——也就是装个样子。有一天，一个守卫看到他抽烟就笑了。其他人过来后，也笑了。我爸用失去知觉的手夹着烟，烟正在烧他的指头。他不知道。

“没错，当他们把枪、钱还有制服又给了德国人，有那么些时候——也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我对塞缪尔做的事情还是挺满意的。我们是犹太人，你知道的，所以……”

“是，我知道，我理解。”史迈利应道。“我也见识过，见识过一点点。”

“戴尔特说你见过。”

“戴尔特这样说的？”

“是。对弗雷提格。他跟弗雷提格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战争之前你还蒙骗过戴尔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真相，这是弗雷提格说的。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人。”

“弗雷提格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些的？”

她看了他好久。他从来没有见过哪张脸上会有如此绝望的悲痛。他想起之前她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从我那些不幸中生出的孩子已经死了。”现在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而后来她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这层意味：

“为什么问，这不明摆着的吗？就是他杀死塞缪尔的那天晚上啊。

“那真是天大的一个笑话，史迈利先生。就在塞缪尔能给他们做那么多事的时候——不是东一枪西一炮的，而是一直都有情报——有那么多的乐谱袋——就在这么一个时候，他们自身的恐惧把他们给毁掉了，使他们变成了畜生，使他们摧毁了亲手打造出来的东西。

“塞缪尔经常说：‘他们会赢的，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会灭亡，而他们不会；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会一直干下去’——这就是他说的。但我知道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我知道那会把我们都给毁掉。还有什么没被毁掉的？连老天爷的梦想都给毁掉了。”

“当时看到我跟芬南在公园的就是戴尔特了？”

“是。”

“然后他以为——”

“没错。以为塞缪尔已经背叛他了。于是叫弗雷提格把塞缪尔给杀了。”

“那匿名信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谁写的。那个人是认识塞缪尔的，我猜，那个人是监视他并且熟悉他的，就在办公室里。或者是从牛津来的，是党内人士。我不知道。塞缪尔也不知道。”

“但自杀遗书是——”

她看着他，脸上叠起皱纹。她几乎又要哭起来了。她垂下头说：“是我写的。弗雷提格把纸带过来，然后我写。签名之前就在上面。塞缪尔的签名。”

史迈利朝她走去，在沙发上挨着她坐下，然后拉住她的手。她突然恼怒地转过脸，冲他大吼大骂起来：“把你的手拿开！你以为就因为我不属于他们，我就是你这边的人了？走开！去把弗雷提格和戴尔特杀了，让这个游戏继续下去，史迈利先生。但不要以为我就站在你这边了，听见没有？因为我这个犹太人还活着，就在这片死亡之地上，就在你那些玩具兵的战场上。你可以踢我，可以践踏我，但不要，不要碰我，不要跟我说你很抱歉，你听到了吧？现在出去！去杀了他们。”

她坐在那里，似乎是因为身体发冷而颤抖着。他走到门边时，回头望了望。她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

曼德尔还在车上等着他。

13 塞缪尔·芬南的不称职

他们在午饭时间到达米特查姆。彼得·吉勒姆正耐心地在车子里等候他们。

“孩子们，有什么消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