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文笔锋一转，进入报告的建议与展望部分。

这是他留学东西洋所学与本土实践结合后的思考结晶。

赵秉文建议推行现代土地税制试点。

他明确提出，不应满足于简单恢复或增加旧式田赋。应效仿西方各国（如日本、德国）及美国部分州的经验，在天津选择一两个清丈完成度最高、产权最清晰的区县（如已完成清丈的津南、西青），试点推行以“地价税”或“土地收益税”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税制。

这种税制以土地市场价值或实际收益能力为课税基准，更为公平合理，且能有效抑制土地投机，促进土地有效利用。

他建议可先成立专门研究小组，制定详细方案。

建立常设土地管理机构，建议在天津（乃至直隶省）设立常设的“土地管理局”或“地政处”，负责地籍图的日常更新维护、产权登记与变更、土地估价、税基核定、土地政策研究等，使土地管理摆脱运动式清丈，进入常态化、专业化轨道。

完善相关法律配套，呼吁中央政府尽快制定颁布统一的《土地登记法》、《土地税法》及《土地征收条例》等，为全国性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巩固清丈成果。

处理皇室与贵族田产，针对天津大量已清丈完毕的皇室、王府田产，他建议中央政府应抓住时机，尽快与醇亲王等宗室代表协商，推动这些田产的“国有化”或“社会化”处置。

可采取“赎买”、“发行土地债券置换”、“部分划拨兴办实业或公益”等多种方式，彻底解决前朝遗留的庞大不纳税特权田产问题，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与管理体系。

报告最后，赵秉文以严谨而恳切的语气总结：天津的土地清丈工作已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但“清丈之终，实乃新政之始”。

后续的税制改革、机构建设、法律完善乃至对前朝特权田产的处置，皆需中央层面统筹决策，强力推行。

他将自己定位为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与改革的大胆建议者。

当最后一个字落笔，窗外已透出蒙蒙青色。赵秉文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仔细将报告与精选的核心数据附件装订成厚厚一册，装入特制的公文匣中，封以火漆，盖上自己的官印。

次日一早，赵秉文唤来最机警可靠的一名亲信随员，将公文匣郑重交付，叮嘱道：“此系天津土地清丈总成及未来要务之详禀，事关国计民生，十万火急。你即刻出发，快马加鞭，直送北京总统府秘书处，务必面呈秘书长或机要参议，请求速转袁大总统钧览。天津后续诸多施政，尤待大总统明令方可行事。”

随员领命，将公文匣贴身藏好，翻身上马，绝尘而去，直奔天津方向，乘坐火车北上京城。

赵秉文站在办事处门前，望着远去的烟尘，心中既有一项重任暂告段落的轻松，更有对报告上呈后能否引起重视、催生变革的深深期待。

他深知，自己整理的这些数字与建议，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或将远远超出天津一地，影响着这个新生共和国如何打理其最根本的资产——土地。

而他的仕途与抱负，也已与这份报告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