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这些演讲，就跟拜读报纸上的专载文章一样，往往得非常吃力地穿过一道由孤立的文化事实和失去意义的知识碎片构成的洪流才行。简而言之，他们已经面临贬低语言价值的边缘——此种情形，首先在某些小圈子里面潜滋暗长，形成那种苦行式的英勇反动，不久之后，开始作显明而又强大的流动，最后终于导入新的自我训练和人智的庄严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知识生活，曾有许多方面显得生气勃勃而又辉煌壮观。我们现代人将与之俱来的那种不安和虚假解释为一种恐惧的征候——人们在一个显然胜利和成功的纪元完了之后，忽然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片空虚：物质奇缺，民生困乏，成了政治和军事悉皆陷入危机的时期，因而对于知识的本身，对于它的长处和庄严，乃至对于它的存在，愈来愈加怀疑。不过，那个时代尽管充满了灭亡的预兆，但在知识上却也获得了若干良好的成绩，其中，使我们后代感恩不尽的，是一种音乐科学的发端。

然而，尽管我们不难巧妙而又明白地将任何过去的碎片嵌入世界历史的模型之中，但要当代人见出他们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式之中的地位，却非易事。因此之故，纵使是知识上的雄心和成就在那个时代迅速地衰退了下去，但那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却碰到了种种可布的疑惑和一种绝望之感。他们刚刚完全体会到——（自从尼采以后就不时悬在空中的一种发现）我国文化的青春期与创造期已经过去，老年和暮气已经来临。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此点，而不少人则率直地将这种识见表达了出来，于是有人以此来解释那个时代的许多险象：可厌的机械生活、深沉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信心衰退，以及艺术上的虚假。“衰世之音”已经发出，就如那篇微妙的中国寓言所说的一样；就如风琴上一道轻弹的低音一般，经过数十年的余音缭绕之后，它的震波终于逐渐消退下去；它的悸动可以闻之于中小学校、各种期刊，以及大专院校的腐败之间，乃至可以见之于仍可正视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忧郁和癫狂之中；在各种艺术中，它以缺乏节制又颇泛滥的过度生产大吵大闹。对于这个已经破城而入，且已不再能够逐出的敌人，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最好的办法是默默地承认并静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有些人企图否认它的存在，多亏某些预言文化没落的文学预言家露出了思想上的破绽，因而在他们的论文中寻出了不少弱点。尤其重要的是，凡是对上述预言家提出异议的人，都可在中产阶级之间得到发言权而产生影响力。此盖由于，认为他昨日还引以为豪的那种文化而今已经死去，认为他曾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