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教育和艺术如今已不被视为真正的教育和真实的艺术，这种主张和论调，在中产阶级看来，简直像突然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其累积资本的革命一样，使他感到刺耳而难以忍受。

对付普遍灭亡的情绪，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讥诮人生的犬儒主义。人们以跳舞排除忧郁，将挂虑未来视为一种过了时的愚行；人们写作迷人的文章，畅论即将来临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以及语言末日。人们在他们用以建立报社的副刊世界中大谈心灵的完全投降，观念的彻底破产，并且故作姿态，以讥诮的镇静或闹饮的狂欢看待一切，以为，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而已，就是整个欧洲乃至“这个世界”，也都趋向毁灭的命运。因此，好人之间流行着一种谦逊的忧郁，而坏人之间则盛传着一种恶性的悲观。实际说来，若要打倒过时的形式，并以政治和战争为手段，重整这个世界和它的道德，必须先使文化的本身变得能够作真正的自我分析而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才行。

然而，在这数十年的过渡期中，文化并未打盹。倒是，在它的衰落期，以及似由艺术家、大学教授，以及专栏作家带头的投降期中，它却进入了一种高度警觉和自我检讨的层面。这个变化的中介在于少数几个人的良知。就是在副刊时代的旺盛期，随处也曾有过若干个人和小团体，决定继续忠于真正的文化，而不遗余力地为未来保存一份优良的传统、戒行、方法，以及知识的活力。当时的实况如何，已非如今的我们可以得而知之了，但一般而言，为了防御没落而作的自我检讨、反省，以及意识抵抗的历程，大致上似乎分成了两组。学者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与教法之中寻得了栖身之处，此盖由于这个学科当时恰好达到它的顶点，因此，即使是在副刊世界当中，亦有两个著名的养成所，培养一种以细心和周到为特色的模范方法学。尤甚于此的是，好似命运曾对这一小队勇敢的人马有意眷顾一般，竟在这个悲惨无比的时候出现了那个虽属事出偶然，但有神谕效果的光辉奇迹：巴赫的11篇手稿——一直保存在其子佛瑞得曼的手中——再度被发掘了出来。

抗御退化的另一个焦点，是东方旅游联盟。这个联盟的同人开出一门精神而非知识的学科。他们不但提倡孝道，而且敬老尊贤，我们目前的文化生活和玻璃珠戏形式，尤其是静思的要素，可说都是他们之所赐。此外，这些旅游之人尚有另一种贡献，就是重新透视我国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但不是运用学者的分析法，而是依照古代的密法，以他们的本能与远古时代和文化状况作神秘的结合。例如，他们之中有些巡回乐师和行吟诗人，据说可用十足的古法演奏此前若干世纪的音乐。就这样，他们可以准确地演唱1600或1650年的一首乐曲，对于其后的手法、改良，以及名家的成就，就如仍无所知一般。这在大家疯狂地追求那种支配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与渐层法之时，在大家讨论指挥的“构思”与执行时几乎把音乐本身忘得一干二净之际，确是一种令人讶异的绝招。当旅游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最初以另一个时代和世界的天真与纯洁——不加任何渐强和渐弱的技法——公开演出韩德尔以前的一组舞曲时，据说观众之中曾有人表示完全不知所云；但另外一些人，不仅感到耳目为之一新，而且觉得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聆赏音乐。在介于布丽嘉登与摩尔比奥之间的一座音乐厅中，有一位团员做了一架巴赫式的风琴，可以说跟音乐大师巴赫所要做的一样完美——假如他有机会和办法去做的话。这架风琴的制造人，为了遵守当时流行于联盟的一项原则而隐藏了自己的姓名，只是采用18世纪时的一位老前辈的姓氏，姑且名之为西尔柏曼。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当中接近了现代文化观念产生的源头。其中，领袖群伦的一个，是新近的学术科目，音乐历史与音乐美学。另外的一个是不久随之而起的数学方面的突飞猛进。锦上添花的是东方旅游者们的一点智慧的传布，而与音乐的新构想和新诠释密切相关的，则是对于文化的老迈所取的那种勇敢的新态度——沉着和忍从。对于这些问题，不必在此多说，因为这已是人人熟知的事情了。对于文化历程采取的这种新态度，或者，与文化历程保持此种新的从属关系，所产生的一种重大后果，是人们大都停止创造艺术作品。尤其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逐渐退避了扰攘的尘世。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实在说来，确是整个发展的高潮或顶点——玻璃珠戏由此兴起。

音乐科学的日臻奥妙——这在1900年不久之后，副刊风气仍处顶峰状态之时就可看出了——对于玻璃珠戏的开创，自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音乐学继承人的我们相信，对于那几个伟大创作世纪的音乐，尤其是17、18世纪的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本身在内的音乐，较之以前的各个时期，不但知道得多些，而且，从某一意义来说，亦了解得多些。不用说，作为后代的我们，与古典音乐的关系，与创造时代的前辈，自然完全不同。我们对于真正的音乐——频频受到忧郁引起的污染——所持的知识上的敬意，与对于那时的音乐演奏所持的真诚喜爱，大异其趣。每当我们因为欣赏他们的音乐而忘却当时创作的情况和艰辛之时，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羡慕那个幸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