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旨略如约瑟·克尼克在谈到古典音乐的特性时所曾阐示的意义：

“我们认为，古典音乐是我国文化的缩影和精髓，为什么？因为它是这个文化最明白、最有意义的姿态和表现。在这种音乐中，我们拥有古典时期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一种证明、振奋而又英勇的诚敬精神，一种高尚的骑士侠义德行。因为，毕竟说来，每一种重要的文化姿态，莫不皆以一种德行为依归，莫不皆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楷模。我们知道，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曾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创作出来，其风格与表现方法虽极为庞杂，但其精神或德行都完全一致。以古典音乐为表现的人类态度，总是一样的，总是以同样的人生透视为其建立的基础，对于盲目时机总是努力求得同样的胜利。作为姿态的古典音乐，意味着人类悲剧情况的认知，人类命运、勇气、乐观、沉着的肯定。韩德尔或科甫杜的美女爱好舞曲之美，许多意大利作曲家或莫扎特的化为微妙姿势的感性，巴赫的视死如归的宁静安详——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总是可以听到一种挑战精神、一种无视死亡的刚毅、一种侠义之气、一种超人的豪笑、一种神仙的逍遥之音。且让这种音调也响在我们的玻璃珠戏之中吧，也响在我们整个的生活、行为，以及苦难之中吧。”

这一席话系由克尼克的一名弟子记录下来。且让我们以此来作为考量玻璃珠戏的一个结语吧。

一、感召

约瑟·克尼克的出身如何，我们无从稽考。他跟英才学校的许多学生一样，若非早年丧亲，就是由教育委员会将他从不良的家庭环境分离开来而加以照顾。不论怎么说，他是免除了存在于英才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那种矛盾的夹击，那种情况使得许多跟他一样的男孩变得混乱不堪，不但更难进入教会组织，甚至还使若干天赋良好的青年变成问题人物。

克尼克是幸运儿中的一个，似乎是为了服务卡斯达里、服务教会组织，以及服务教育委员会而出现于世。虽然他并没有免除心灵生活的迷惘，但这种迷惘之情却使他有机会体验每一个献身思想心智的生命与生俱来的那种悲剧，而不必身受其苦。诱使我们如此深切地探入约瑟·克尼克的心性的，也许并非完全出于这种悲剧的本身；他之所以能使他的命运和才能达到圆成的境地，也许在于他的从容沉着，乐观勤奋，至于他那光芒四溢的风采，更是不在话下了。他跟其他要人一样，既有他的“恶煞”，亦有他的“吉星”；而他的“吉星”所显示于我们的，是使他没有受到忧郁和盲信的困扰。纵使此话没错，其间总有许多幽隐难明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要忘了：史籍里的文章——不论写得多么枯燥，不论求取客观的意欲多么恳切——仍然不出文章的限域。史书上的第三次元，总是虚拟的小说家之言。

因此之故，以某些重大的例子来说吧，巴赫和莫扎特所过的实际生活，究系愉快还是颓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莫扎特以他特有的那种早发早谢、可悲而又可爱的天赋感动我们；巴赫则对上帝的父性计划——形成疾苦与死亡的一个部分——表示启导和安慰的服从。但我们得知这些特性，既非由于拜读他们的传记作品，亦非由于浏览他们的生活实录，而是由于欣赏他们的作品，聆听他们的音乐。并且，尽管我们很熟悉巴赫的传记，并由他的音乐推知他的为人，但我们仍然情不自禁地要将其遗作的命运绘入这幅画像之中。我们想象他在世时即已认为——这曾使他暗自神伤——所有他的作品，将在他死后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他的手稿将被人当作废纸加以处理；被人视为“伟人巴赫”而获其应得功德时，将是他的一个儿子，而不是他自己；而他的作品重新被人发掘出来之后，又受到副刊时代的误解和蹂躏，如此等等。同样的，我们也会以为，莫扎特在仍然活得很好，且正谱写最健全的作品时，就已知道他的安全握在死神的手里了，就已预知死神要以慈怀拥抱他了。只要有一件作品存在世间，文史家就不能自昧良心；他不得不将这件作品与其作者的生平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活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加以列述。我们对于莫扎特和巴赫也是这样，对于约瑟·克尼克亦然——尽管他属于我们这个本质上不是创作的时代，故而也没有像那两位大师那样的作品留存下来。

我们尝试追踪克尼克的生命历程，同时也尝试稍加解说，虽然，跟那些历史学者一样，我们也以找不到他的末期生活资料深以为憾，虽然如此，但我们仍有勇气照常承当这个任务，为什么？因为克尼克一生的这个最后部分已经成了一篇圣徒故事了。我们不但接受了这种传说，而且敬服它所表达的精神——不论它是否只是一篇忠实的小说。我们对于克尼克的诞生和身世毫无所知，对于他的死亡亦然。但我们也没有些微的理由假定他的死亡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意外事件。就我们所知来看，他的生活系由一连串明显的阶段所组成，因此，我们只要对它的结局做一番默想，不但会欣然接受传说的内涵，而且乐意如实地将它报道出来。我们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因为传说所传的他的生命最后阶段，似乎与前述阶段完全相符。我们十分认真，乃至必须承认，他的生命虽然流为传说的圣徒故事，但在我们看来，不但有组织、有系统，而且完全确当，就像我们相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