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永远是教会组织的成员，纵使离开卡斯达里了，仍然如此，终生不变。这也就是说，他们不但与一般“常人”（未在英才学校接受教育的人）保持一种截然的分野，而且永远不得从事医师、律师，以及工程师之类的专业工作——除非脱离教会组织。他们得终生遵守教会守则，包括安贫乐道与终身不娶。一般人多以尊敬中带着讽刺的口气称他们为“达官贵人”。

英才学校的毕业生，大都以小学教师为他们的最后归趋。卡斯达里学校的少数顶尖人物，可以自由专攻他们所喜欢的学科，时间不受限制。一种勤奋的、冥想的求知生活，已为他们准备好了。许多天分较高的学生，由于某种原因，也许因为身体缺陷或性情欠稳，以致不宜担任教师或在教育委员会占据单位主管的职位，则可继续进修，以助理的身份终生从事研究或搜集的工作。因此，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多半属于纯粹的学术著作。有些人到辞书编纂委员会、档案管理处、图书馆等类机构充任参议或顾问，有些人则从事为艺术而艺术的学术研究。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专心致志于高度深奥，且往往冷僻的科目：例如鲁道维卡斯·克鲁德利斯，辛辛苦苦耗费了30年时光，将仅存的古代埃及经文译成希腊文和梵文；或如有些古怪的却托斯·卡尔文席士二世，则为我们留下了对开本四大巨册的《12世纪末期意大利南部各大学拉丁文之发音》。这部著作原拟作为“12至16世纪拉丁文发音发展史”的第一部分，但因无人续成，致使这部已有千页之谱的手稿至今仍是一部巨著之中的一个片段，殊为可惜。

不难理解的是，这一类的纯粹学术著作，一直受到人们的嘲弄。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主要是它们对于未来学术和整个民族的真实价值，无法做出具体的估计。虽然如此，但学术工作亦如古代艺术一样，自然亦应有其广大的牧场，以使学者在研究他人不感兴趣的科目时，得以从中累积知识，而为其他研究同仁提供资料——跟储存于辞书或档案里面的东西同样宝贵的资料。

上面所述的学术著作，都尽可能地予以印成专书。真正的学者可有近乎绝对的自由去做他们的研究和玩他们的珠戏，尽管他们的著作中有不少东西对于一般大众或社会没有直接的益处，并且，在不学无术的人看来简直是奢侈的玩意，但却没有人表示反对。这些学者中虽有不少人因为此种著作的性质而受到嘲弄，但没有一个人受到指责，更别说是使他们的礼遇受到剥夺了。并且，他们也不仅是得到大众的容忍而已，他们还可获得百姓的敬重——尽管会成为许多笑话的对象。这种敬重得来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