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样的知识境域，抓住种种不同的学科，同时爱上七八种科目，亦可一开始就使自己限于某种偏窄的项目。除了遵守适用于整个学区和教会组织的共通道德规条，每年提出一份记录——记下当年所听过的演讲、所读过的书籍，以及在各个研究所所做的研究工作之外，没有别的义务要尽。只有参加技术性的课程和研习——包括玻璃珠戏和音乐讲习——才有比较严密的成绩考核，并依照研习主任的要求撰写论文或做作业，但这也是必须做的事情。不过，这些课程皆系自由选修，并非非修不可。如果他高兴，他不妨一连几个学期或一连几个学年，只是运用图书馆和参加听讲而不交任何作业。有些学生拖了很久一段时间才选定一个专修的研究科目，以致延搁了进入教会组织的时限，但当局者极有耐心，不但允许，甚至还鼓励他们去探测一切可能的研究项目和类型。只要德行良好，除了每年写一份“行传”之外，当局对他们别无要求。

我们如今之所以能有克尼克在此自由研究年代所写的三篇“行传”可读，就靠这种古老而颇受嘲讽的习俗。由此可见，这些作品既不是一种出乎至情的非官方文章，更不是一种多少含些隐私的纯粹文学作品——例如他在华尔兹尔时期所写的那些诗篇——而是一种平常的正规作业。这种习俗早在学区成立初期就已兴起了，其目的在于要求尚未获准进入教育组织的年轻学子，按时撰写一种名为“行传”的特别随笔或文体习作。那是一种虚拟的自传，由作者选择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作为它的背景。这种学生作业的写法，是要作者设身处地地使他自己回转到从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与学术环境之中，并想象他自己在那个时代度过一种适宜的生活。以时代和时尚为准来说，帝制时代的罗马帝国、17世纪时的法兰西、15世纪时的意大利、斐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或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等，都是学生最喜设想的历史时期。已在专攻语言的学生之间成为习惯的做法，是运用他们最擅长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和那时代的作风撰写他们想像的传记。因此，在若干颇为高明的“行传”中，就有以12世纪前后的教廷文体，有以修道院运用的拉丁文，有以“古代传奇集”（centoNoveue Antiche）中所用的意大利文、蒙田所用的法文，以及马丁·欧匹兹所用的奇异德文写成的传记。

古代亚洲天神下凡与灵魂转生之说的遗迹，就在这种谐趣而又颇富弹性的文体之中残存了下来。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熟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今生今世之前，可以有过前生前世——可能曾在以前的肉体中，在以前的时代中，在以前的情况之下生活过。当然，严格地说，他们并不信奉此种学说；这个观念的里面并无任何教条的成分。那只是磨炼想像官能，设想自身处于种种不同情况和环境之中的一种练习，一种游戏而已。此盖由于写作这样一种传记，就像研究文体和玩珠戏一样，可对过去种种文化、种种时代，以及种种国度，做一次谨慎而又小心的透视。他们学着将他们的本身视为面具，视为永恒实体的一种无常外衣。写作此种传记的风习，不但有其引人入胜的地方，而且亦有许多实际的好处，否则的话，也许就没有这种历久不衰的劲头了。顺便一提的是，有不少学生，不仅多少有些相信转生之说，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杜撰的那些传记真实不虚。由此可见，这些想像而成的前生前世，大多并不止是文体的习作和历史的研究而已，同时也是意愿的造物和随意的自描。作者将他们自己铸成他们渴慕的人物了；他们将自己的梦境和理想描绘出来了。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写作这种传记的主意，也还不恶。它们为青年的创作冲动提供了合法的发泄管道。若干代以来，严肃的创作性作品虽因受到蹙额的待遇而为学术研究和玻璃珠戏所取代，但年轻人的艺术创作并未因此受到压服。它在这些往往被炼成短篇小说的传记中找到了一种安全的表现手段。尤甚于此的是，有些作者在写此种传记的当儿向自觉的国度跨进了一步。

又，学生们往往利用写作此种自传的机会，对当前的俗世和卡斯达里作指责性相革命性的发泄。对于此类攻击，老师们通常都以体谅的慈爱视之。此外，在学生们享受最大自由而不受严密监督的时期，这些传记对于老师了解学生的言行也极有裨益；它们对于作者的智德或品学往往提供极其明白的揭示。

约瑟·克尼克所写三篇这样的传记，已被保存了下来，我们打算将全文照录于本书之末，也许是本书最为珍贵的部分了。他是否只是写了这三篇，或是否另有散佚，可资揣摩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确知的一点只是，克尼克交了他的第三篇作业“印度生活”之后，教育委员会秘书曾有指示说，如果再写任何传记作品的话，他不但应该以接近现代的历史时代为背景，而且要多多旁征博引，尤应注意历史的细节。我们从轶闻与函牍之中获知，其后他曾着手为一篇以18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下过一番初步的研究工夫。他让他自己扮演一位斯华比亚地方的牧师，后来背离教会而投向音乐，他曾当过约翰·亚伯瑞克·班吉尔的弟子，做过伊鼎革的朋友，且曾在辛善道夫的莫拉维亚兄弟教派的会众中作过来宾。我们知道，他曾阅读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