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整体的生命脱离关系，无疑的，势非招致落败的命运不可。早在若干年前，他对这种危机就有了预感；这就是他何以总是那样迟疑不决，不敢贸然毫无保留地献身玻璃珠戏的原因。这个问题，甚至是在他勇敢地为卡斯达里辩护的时候，在他与那些修道士，尤其是在他与约可伯斯神父讨论的当儿，就以较大的势力在他的心头骚动了。打从他返回华尔兹尔就任珠戏导师之职之后，他就经常看到这个危机的显著征候，在他自己的部属和其他部门的许多官员之间、在那些很有知识但颇为傲慢的英才专家当中，以及在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那种非常感人但颇难缠的性格上面出现了。

他在就任导师之职、度过艰辛的第一年之后，恢复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睁开眼睛检讨卡斯达里的历史，没用多久工夫就已感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这个学区的居民所想的那么顺当。卡斯达里与外界的关系，它与全国生活、政治，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在衰退之中，已有数十年之久。虽然，在教育与文化问题方面，联邦会议仍然就教于教育委员会，这个教学区域依然以优秀的教师供应全国，并对一切学术问题表示意见，但所有这些事情，早已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和机械模式了。出身卡斯达里各科英才学校的青年，对于extra muros（校外）教学工作，如今愈来愈不热心，愈来愈少自告奋勇了。全国各地的朝野人士亦愈来愈少向卡斯达里叩教了——而在此之前，卡斯达里的意见，曾被外界视为法律等等事项的重要范例而加以援引和听受。如果将卡斯达里的文化水准与整个全国的教化程度做一个对比研究的话，显而易见，这两者不但没有互相接近，反而背道而驰。卡斯达里的知识教育愈是受到过度特殊化的培植，俗世对这个学区就显得愈是不相闻问，愈是不将它视为一种必备之物，一种每天必吃的面包，愈是将它视为一种外来的异物，好似一件值得向人夸耀的珍贵古董，虽然不愿白白丢掉，但却因为缺乏实用价值而束之高阁。对于此种情形不甚了然的外人，虽将那种心智发展、道德教化，以及自我意识归功于卡斯达里，但所有这些，已在实际生活之中失却生机了。

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教学区域的兴趣，对于它的教育设施，尤其是对于玻璃珠戏所寄予的欣赏之情，像卡斯达里人对于全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所寄予的同情之心，也都在不断的低落之中。克尼克早就体会到，此种彼此缺乏兴趣的悲剧，咎在双方，而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身在珠戏学园担任珠戏导师，所面对的完全是卡斯达里人和珠戏专家。因此之故，他才愈来愈勤于初级的课程，愈来愈想接近幼年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年纪愈小，与整个生活和外界的关系也愈密切，所受的压制、训练，以及殊化的程度也就愈少。他对世间、对人民、对那种无思无虑的生活，时常感到一种狂热的向往之情——认为这样的生趣仍然存在于他所不知的那个世界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时为此种向往之情，此种空虚之感所动，而渴望生活在比这远为清净的空气之中。对于这个问题，教育委员会亦颇熟悉，至少它也不时寻求解决的办法，譬如加强体操和游戏，推行各种手艺和园艺的实验，如此等等。假如我们的观察没错的话，教会组织董事会最近有了一种倾向，放弃某些过于精细的专业课目，借以强化静坐的练习。纵然不是命运的怀疑者或先知，纵然不是教会的叛离分子，也可以承认克尼克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他在距今很久之前就已看出：我们这个复杂而又敏感的共和国器官，已经成了一种老迈的组织，已有不少方面亟需更新了。

如前所述，我们发现，就任导师之职后第二年，他曾恢复历史研究的工作。除了探索卡斯达里的历史外，他曾利用不少余暇拜读约可伯斯神父所写与本笃会史有关的各种篇章和专论。并且，他不但找机会抒发他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而且在与杜布瓦先生和科柏汉的一位语言学家（此人身为教育委员会秘书，故能经常与会）交谈的时候再度引发他对历史的兴趣。对他而言，这种交谈不但是一种赏心乐事，同时也是一种令人鼓舞的休闲活动，因为在他日常所见的同事之间，就是缺乏此种机会。实在说来，在这些同事之中，一个漠视历史问题的具体人物，就是他的朋友佛瑞滋其人。我们在许多资料里面发现一纸谈话笔记，德古拉略斯在这次谈话中硬是主张：历史完全不是卡斯达里人宜于研究的科目。

“当然，谈到历史诠释，谈到历史哲学，人们不妨出之以机智的、谐趣的，甚至情绪的语气——只要有其必要，”他如此宣称，“谈论历史哲学，跟谈其他哲学一样，其中自有不少趣味，因此，如果有人愿意以此自娱，我自然没有理由反对。不过，这种玩意的本身，这种娱乐的话题——历史，是一种既陈旧又不祥、既可怖又沉闷的游戏。我真不懂，何以有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它上面。它的唯一内容，只是人类的自大和权力的斗争。从事此种争斗的人，总会高估它的身价，总会歌颂他们本身的那种事业——但他们所追求的，只是那种残暴的、兽性的、物质的权力——不是卡斯达里人心中所想的一种东西，纵然想到，也不会将它看在眼里。世间的历史，只不过是一连串弱肉强食的枯燥记述而已。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