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愿对我们教会组织的真正成就投以怀疑的阴影；虽然如此，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卡斯达里的理想，在训练有素的静坐掩护之下的高度文化理想，对于历史的塑造会有任何力量，对于世界的政局会有任何影响。这一类的刺激或野心，与卡斯达里的心态完全搭不上关系。关于这一点，已有多篇严肃的论文强调了这个论点：对于战争与和平，卡斯达里既不寻求政治势力，亦不谋求政治影响。实在说来，要使卡斯达里订立任何此类的目标，那是提也不用提的问题，因此，这个争论就这样过去了，何以故？因为卡斯达里的每一件事情，莫不皆与理智互相关联，莫不皆以理性为其运作的规范——这自然不能称为世界历史，或者，只有愿意退回浪漫主义历史哲学之神学与诗学的滥情主义的人，才可那么说。当然，从有利的观点来看，这完全充满谋杀、破产的政治历史进程，不妨仅仅解释为宇宙理性的方法。尤甚于此的是，纵然是随意一瞥思想的历史，亦可看出，伟大的文化时代，从来没法以政治情况给予适当的解释。倒是文化，或者心智，或者灵魂，却有属于它本身的独立历史——另一种秘密的、非血腥的、神圣化的历史——与一般所谓的世界历史，与为了物力而不断斗争的世界历史，互相平行而并驾齐驱。我们教会组织与此种神圣而又秘密的历史相关，而不与“真实的”残暴的世界历史相连。继续不断地探究政治历史，怎么也不会成为我们的功课，帮着去塑造它，更是不用说了。

职是之故，不论政治局势是否如尊函所述，悉皆无关宏旨。不论如何，对于政局，我们教会组织悉皆无权提出任何措施。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立场，只有静观其变。因此，尊函所云此种局势需要我们采取积极立场一节，已被多数委员毅然否决，只有少数几人表示支持而已。

你对当前世界局势所作的观察和对最近的将来所作的指陈，显然使得我们大多数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在说来，其中还有些人因此大惊失色。然而此处亦然，尽管多数人对你的知识和敏锐表示敬佩，但却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同意你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你对此事所作的评述，虽颇杰出而又极为有趣，但未免过于悲观了一些。有位同事提高嗓门表示，身为一位导师，以这样一种不吉利的言词，向委员会提出大难临头的警告，与其说是危险万分，不如说是危言耸听——假如不说是为害匪浅的话。当然，偶尔向大家提示一下世事无常多变，并无不可；每一个人，尤其是身负重责的人，都得不时以memento mo ri（死亡警告或死亡象征，如骷髅之类）提醒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