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因为，每一个当导师的人，都应该尽其可能地将他的私事视为次要的目标。这个陈情的事是被批驳了，我不得不尽量利用此点。但传阅信函的里面，也含有一些与陈情大为不同的东西，亦即许许多多的事实和意念，都是我认为有义务促请教育委员会注意，并请你们大家慎重衡量的事情。所有的导师，至少是大部分的导师，都读到了我的申述——且不要说是我的警告了——尽管他们大都因了厌于吞食而大为烦恼，但不论如何，他们不仅读了，而且记下了我认为紧要的地方。他们没有为这封信喝彩，这是事实，但在我看来，这并不等于我的信没有效用。我并不是为了得到喝彩和赞许而写；实在说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引起不安，在于吵醒他们。如果我为了你所说的原因而压住这封信不发的话，那我会非常后悔的。不论它的效果如何，至少它已发生了呐喊或呼叫的作用。”

“自然了，”董事长踌躇地说，“但这种解释仍然没有揭开我心中的哑谜。你写这封信的目的，既然在于将你的忠告、警告、呼吁，送达教育委员会，那你为什么又拿一个私人的请求，尤其是拿一个连你自己都相信不会或不可能获准的要求夹在里面，来减少或削弱你这些金玉良言的效力呢？直到此刻，我还是不懂。但我相信，我们只要好好谈一下，这件事就会得到澄清。不论怎么说，你这封传阅信函中有一个弱点：你将你的呼吁与陈情混为一谈了。我认为，你根本不必利用你的陈情作为说教的工具。假如你要拿某些危机向你的同事示警的话，无论用口头或书面陈述，都不难达到目的。那样的话，陈情的事情，可以单独透过行政管道向前推进。”

克尼克仍然以极度友善的眼神望着他。“不错，”他轻松地说道，“也许你是对的。然而——再将这事的复杂性衡量一下。无论是忠告还是说教，都不是平常、普通或一般的事儿——两者皆属不同寻常的事情，都是出于需要并打破常套的事情。不论何人，如果没有紧急的外在刺激，突如其来地请求他的同事记住他们整个人生的无常性和可疑性，都不是一种平常、正常的事情。身为卡斯达里的一名导师，请求调到教学区域外面去做一个蒙馆先生，去当一名启蒙老师，也不是一种平常、普通的事情。就其不同寻常的程度而言，我将信中两种互不相关的事项归入一类，十分恰当。在我看来，凡是认认真真读完全函的人，必然都会得到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个怪人要向他的同事宣布他的预感并尝试向他们说教，因为这人对于他的意念和忧悲极其恳切，因为他不惜准备放弃他的尊贵地位和考绩，而从最卑微的基层从头开始努力，因为他已厌倦尊贵、安逸、荣誉和威权而要抛开它们，跳出它们。由这个结论——我仍然尝试站在读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设想——可得两个必然的结果，因此，在我看来，情形似乎如此：其一是，这篇说教的作者不幸有些精神分裂了；否则就是，做这种烦人说教的人显然没有精神分裂；神志完全正常而又健全，这也就是说，他这些悲观说词的后面，必然含有一些不只是奇想和怪行的东西。那么，这些‘不只是’的东西，必然是一种真相，一种真理了。由于我曾想象这样的心理活动在读者的心中进行，因此我得承认我估计错误了。我的陈情与忠告不但没有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相反地，两者皆因没有得到切实的正视而被抛开了。不过，对于此种批驳，我既不觉得怎么难过，也没感到意外，因为，让我重复一句，说句老实话，我早就料到它有这样的结果了。并且我还得承认的是：我乐意见到它有这样的结果。至于我的陈情，只是一种佯装，一种姿态，一种形式而已，因为我早就断定它会碰钉子了。”

亚历山大导师的表情因为变得愈来愈为凝重而罩上了一层阴霾，但他一直没有打断克尼克的叙述。

“情形并非如此，”克尼克继续说道，“我发出陈情书时，既没有认认真真地希望它得到合意的答复，更没有欢欢喜喜地盼望去接受那样的答复；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也没有打算将它视为一种无可改变的上级决定而恭恭敬敬地去接受一个否定的答复。”

“……没有打算将它视为一种无可改变的上级决定而恭恭敬敬地去接受一个否定的答复——导师，我没听错吧？”董事长插口问道，一字一顿地复述了对方的语句。显而易见，直到此时，他才完全体会到情况的严重。

克尼克微微鞠了一躬，“你当然没有听错。事实上，我根本无法相信我的陈情会有多大的希望，但我觉得我必须使它完成礼貌上的要求才行。我这么做可以说是提供教育委员会一个机会，以相当无害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它如果避开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的话，那么，不论如何，我的决定就是：既不愿被搁置，也不接受安抚，而是采取行动。”

“那么，怎么行动法？”亚历山大以一种低沉的声音问道。

“听命于我的心意和理智。我既已决定辞去现职到卡斯达里外面另找工作，即使得不到教育委员会的派令或准许……”

董事长闭起两眼，似乎听不下去了。克尼克看出他在做教会组织成员在遇到紧急事件时常用的应变技术，借以恢复自制之力和内心的镇定。其法是两度吐尽肺中的空气，而后屏息良久。克尼克望着亚历山大的面色微微苍白起来，而后在缓缓吸气的当中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