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却来到这儿，丢下盛放印信和徽章的锦盒——就如那是一只手提皮箱似的——声称他已不再是珠戏导师，不再是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不再是教会组织的兄弟，更不再是一个卡斯达里人，而他此番前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向他说声再见而已。这是他就任教会组织董事长这个职务以来所碰到的最尴尬的处境，因此，要他保持外表的从容镇定，实在很难。

而今又该怎样呢？他该诉诸武力吗？例如，将这位珠戏导师拘留家中，同时立即，就在今晚，发出紧急通告，召集全体委员，开一次紧急会议，行吗？他这么做，会招致反对么？这岂不是合情合理的手段么？不错，这是合理合法的办法，但他的内心却有某种东西提出异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他究竟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除了屈辱克尼克导师之外，他什么也得不到，而对卡斯达里，更是毫无益处可言；顶多只能使他本人缓和一下窘迫的处境，不再单独面对此种丑恶而又复杂的情势，不再单独肩负全部的责任而已。假如有任何办法可以补救这种恼人的事情，假如有任何办法诉诸克尼克的荣誉感，假如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他的心意的话，那也只有以私下面谈的方式，才有积极的结果可言。他们两个，克尼克与亚历山大两人——而非其他任何人——必须不屈不挠地，面对面地来打这场硬仗，来解决这种难解的纠葛，才能达到目的。而即使在他如此想时，他也得承认克尼克的做法——直接来找他商谈最后挣扎和离职的事情，避免与他已不再承认的教育委员会作进一步的接触——基本上不但适当，而且得体。约瑟·克尼克这个人，即使是在做出如此悖逆而又可厌的事情之时，仍然不会有失风度和老到的。

最后，亚历山大导师终于决定信赖他自己的说服力，而不让任何别的官员插手其间。直到现在，在他得了这个决定之后，他才开始思索这件事情的细节，并且自问这位导师的行动究有怎样的适当性——因为，毕竟说来，克尼克的此一步骤，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它的诚实性与正直性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现在，他将珠戏导师的大胆计划试着做一个分类的研究，看看它的法律根据究在哪里——因为他对教会组织章程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结果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实在说来，克尼克并没有违反章程的规定。就算数十年来一直没有人引用过相关的条文，亦可看出这个章程确有明文规定：凡是教会组织成员，人人皆可随时依照自己的意愿辞职不干。当然，凡是辞职的人，不但必须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特权，而且必须离开卡斯达里社团。而今假设克尼克交还印信，向教会组织提出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