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拼！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二次革命是由江西肇始，赣军虽然在开始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是北洋军增援后，大举猛进，相持十余日，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被袁收买，暗与北军相通，于7月24日晚令炮兵反击赣军。赣军不及防备，前后受敌，不得已遂放弃湖口。25日北军遂入据湖口县，李烈钧虽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门户大开，江西已无险可守，8月18日南昌失陷。袁世凯以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李廷玉襄办江西军务，旅长马继增升第六师师长。

　　袁军攻入南昌后，军纪之坏，和洗劫南京大同小异，南昌富室均被指为国民党，劫掠其财物，奸淫其子女，尤以第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张敬尧所部，一如辫子军张勋所部一样，入南昌的第一天就横尸1000余具，其惨状可以想象。南昌危急时，江西都督欧阳武自称罪人，到吉安青源山为僧，号止戈和尚。9月中旬北洋军已完全占领江西后，江西水巡局长倪占魁，把他从山上解到南昌来，李纯命予以优待，发交军法处收押。他写信给南昌商会，有：“祖母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商会乃代为求情。9月27日解北京，判处二等有期徒刑八年，10月30日获特赦。

　　安徽宣告独立时，民元做过皖军总指挥、临阵失踪的胡万泰，又爬上了都督座位，把署理都督孙多森请到原来的民政长椅子上。不久讨袁军两路失败，胡乃取消独立，于7月22日偕孙多森逃走，剩下都督的空位子，给宪兵营长祁耿寰坐了几天，又让给刘国栋。7月27日柏文蔚回到安庆来，刘乃退回原职小小参谋椅子上。8月6日，逃走的胡万泰突又出现，通电数柏五大罪状，可是这时柏亦已离皖，胡再任都督，宣告独立，可是这把椅子已轮不到他了。8月28日倪嗣冲来到安庆，倪早在7月27日就由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从此，安徽变成了北洋军阀一个主要的巢穴了。

　　北洋军既然节节胜利，袁系的升官图便在南方出现，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升上将，实授江西宣抚使；张勋亦升上将，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革命军失败，亦功败垂成，袁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

　　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最快而不吃力，7月27日袁派龙济光、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8月3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8月5日陈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8月9日宣告独立，但为时只一月就解职下野。

　　湖南独立的局面，主要受湖北的压迫，以及广东独立失败的影响，遂使湘督谭延闿和湘军师长赵恒惕功亏一篑。8月12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9月17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驶入岳州，派第三师曹锟部进驻岳州，又以袁系的三十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这样一来，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袁仍然施借刀杀人计，命黎元洪兼领湘督，黎当然不会中计，敬辞大命；袁乃请黎荐人自代。黎自然不会推荐与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