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的人，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又是湖北人，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10月7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10月24日袁发表人事命令，免谭，以汤继任都督，王瑚继任民政长，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并命谭即日入京，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袁的军队于11月15日入驻长沙。

　　黎在湖南人中，以对谭和赵最好，谭下野后，黎打电报给袁说：“谭的独立非出自愿，乃系被迫，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谭是个书生，见到黎为他解脱的电报，立即加以否认，他发出一则通电，大意是说：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难道我不知感激，可是我并未仰药，亦未受迫，我为都督，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要治罪，一身甘当云云。二次革命后，各省取消独立，浮起一片骂孙、黄声，但谭却始终不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或被冒名，谭则独任其咎。

　　北京陆军部判谭四等有期徒刑，黎再出头说项，乃于12月12日下令特赦，仅褫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黎同时又代赵说情。赵亦因之免难，议处三等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少将衔。这是民国3年4月22日的事了。后赵获蔡锷力保，3年9月13日亦获特赦。

　　黎对谭、赵是特别的，可是对其他一般湖南人并不好，这可以从谭人凤致黎函看出：

　　闻公近日专以仇杀湖南人为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试问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岂玉石不分，可一网打尽耶？……公傀儡昏庸，听人播弄，时而曰二次革命，曰三次革命，曰四、五、六、七次革命，自吓吓人，正所谓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之也。公作威作福，肆虐于我湖南人，试问湖南人何负于湖北？更何负于公？阳夏之役，救湖北者非湖南乎？

　　袁世凯于7月23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是于民国元年9月9日受任筹办全国铁路，提倡修筑铁路20万里，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以为修筑20万里铁路简直是神话，于是大家以“孙大炮”嘲笑孙中山。其实当时美国已有100多万里铁路，中国比美国大，即使修筑了20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实在太浅见了。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第一条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四川达西藏；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筹款方法主张借款，如京奉、京汉、沪宁诸路办法，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资本定60亿元，里程20万里，期限10年。计划才告拟定，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此一伟大计划，乃随孙之去而告流产。

　　7月23日同时发布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责成冯国璋、张勋捉拿黄兴到案，还发出捉拿赏格，捉到黄兴的赏洋10万，捉到陈其美的赏洋5万。

　　上海、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8月2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本意拟去广东，不料次日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驻粤将领张义权、苏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接受袁世凯乱命，恐不安全，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行前召见随行同志梅光培、李朗如，令梅、李两人先至香港，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并把随身所带全部款项600元交梅、李备用。梅、李拒不肯受，胡汉民劝他们接受，大家黯然话别，分道而行。

　　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张继、马君武亦随后赶至。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孙乃转去日本，不料袁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幸孙得船长的掩护，以及国民党在日本的负责同志丁怀瑾（石僧）的布置，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协助，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丁怀瑾则往来东京、神户各地，对外联络。

　　9月6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以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其余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不久，黄兴、陈其美、居正、戴传贤、邵元冲、邓铿、田桐等亦先后亡命至日本。

　　民国2年的讨袁之役（又称为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可惜是昙花一现，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省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至于桂、黔、滇、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北洋军侵入，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袁觉得鞭长莫及。由于地盘扩大，北洋军既要镇慑北方，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当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于是乃大举扩充，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

　　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充分表露出无制度，无标准，完全是家天下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查办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