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你在另一个世界中运作。靠着那手套，你的手抓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感觉它们，操纵它们，掌握它们，改变它们。”

他东拉西扯，是对戈拉的一种影射吗？不太明显。

“啊！对，你提出了一个关于戈拉的问题。我曾是他的学生，我们关系很好。他在我之前走的，这你知道。人们说全靠了他妻子家的干涉，我不相信。说他们想让他跟露分离，这么说有些牵强。无论如何，怀疑存在着。如同我的情况。这是制度的伟大胜利。普遍性怀疑的生命要比制度本身更长久。一种无法摧毁的后劲。”

他再一次死死地盯住了我。不是为了掩饰怀疑，而是，可以这么说，为了加强怀疑。

“戈拉是个手法细腻的男人，在所有领域中都是。带着虚伪和文明的外漆，这很显然。他对露的顽念你觉得可信吗？这里头有很多的色情服务，跟一些姿色优美、出价昂贵的年轻女郎过夜，完全是一个孤独的贵族该有的。贵族，是的。不是血统的，而是靠着学问。戈拉的夜晚？一些秘密的夜晚，我向你担保。书本需要女人的陪伴。女人们，不是仅仅一个女人。露不是一个单个女人，她是多样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是，戈拉合法地离开了国家，带着当局的批准。他尝试着让露过来。他需要体制的帮助吗？我不知道。迪玛尝试着帮助他。戈拉固执地反对迪玛在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任何访问。不，不，不惜任何代价，戈拉叫喊道，因愤怒而脸红。迪玛不是那么不讲妥协的人。老了之后，他也不再希望共产主义的灭亡了。他很怀恋以往的那些地方，他认为，一次访问将增加他的国际威望。那些灵巧的制度宣传员已经成功地说服了西方人，让他们相信，我们敬爱的独裁者，喀尔巴阡山的天才，建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特殊的民主，在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中。我们成为了，就像他会说的那样，一个特殊的种类。”

我早就得知，迪玛想在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安排一次隆重的访问，而戈拉的反对似乎是他廉正的一个证明，在这方面没什么新东西。

“你有没有听说过自由欧洲电台的前波兰领导人？在反共产主义的征伐中声名卓著。你知道人们最近的发现了吗？”

我睁大眼睛，竖起耳朵。

“一个很有教养的先生，闻名遐迩。写过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很被看重的论文。有些人说是最好的一篇。波兰的共产党政府，被自由欧洲的广播弄得有些歇斯底里，判处了这个反共派的领导以死刑。被缺席判处死刑！”

但是今天，人们在波兰安全部门的档案中获知了什么？那位著名的反共知识分子是一个探子！漂亮活儿，不是吗？他们当初怎么就没有把他杀死呢？有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拒绝，另一些人被杀，是在他们完成了任务之后。

帕拉德对历史线索有些糊涂：嫌疑人起先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一个探子，然后他弃绝了，逃跑了，去为敌人工作。

“你有道理提防那嫌疑者聚集的阁楼。谁是特务，谁不是？我，戈拉？你？没有人调查过你，你没有接待过警察的来访吧？谁知道他们在报告中写了或删了一些什么？他们总是在里头造假，我敢保证……那些迫使我们当告密者的人，安安稳稳地住在他们的别墅中。那些为党，为天才的一号同志高唱赞歌的笔杆子，跟安全部门的三五个将军一起，在餐馆里或在更隐秘的地方开心地拍着肚子，他们并没有情报人员的卷宗。或者他们曾有过，但它们消失了。你能说什么，嗯？拜占庭的优良传统在共产主义的优良传统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或者，是警察传统。或者，还是警察传统……”

帕拉德先生微笑，对他的那番话很满意。他前来转移我的疑惑，而不是来隐藏它。我应该向他提出我曾不断带来的问题。

“那么露呢？你认为她如何？”

他越来越急迫，立即就回答。

“她也一样，也在阁楼里。”

“然而，他们毕竟不全都是特务吧？”

“根本就不是！那是一个戏剧小圈子。不，我是想说，我们在那里见面。也正是在那里，戈拉遇见了她，那一天，他还没有分离。那不是博学之人的一种简单的疯狂，就像人们想到的那样，也不是那些沉湎于书本中的人的幽闭恐惧症或广场恐怖症。我们明白这个的，我们对这种毛病同样也不很陌生。对他来说，很不一样。露不是一个单数女人，而是复数。一个绝不可忽略的机会！我从阁楼上的晚间活动起就认识她了，但我同样还熟悉那些世俗圈子的晚会上的她。一个美人。她属于小集团，跳摇滚、摇摆舞，玩呼啦圈。文静，快活，舒适。带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反应，仿佛精神上受过创伤。我记得有一次晚会。午夜已过，好几小时的跳舞和调情之后，气氛变得很催情。好几对男女钻到了那些纨绔子弟的众多房间里。晚会经常在那些前大资产阶级的豪宅中举行，那些人不知道施了什么诡计，成功地保留住了他们的财产。跳舞和爱情。男女交换对子，最终成为淫荡夜会。露明白有什么阴谋正在策划中。她突然脸色苍白，拿起手包就溜走了。我很焦虑不安，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她。她对我说，当时，在黑夜中，她独自步行了一个钟头，穿越湖边的那个街区，一直来到凯旋门。她终于在那里叫了一辆出租车。身上没带钱，她把镯子给了司机。就这样，拂晓时分她才算回到了家里。”

我明白，对这位平行世界中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