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意义即为奉送烫手山芋。袁之筹款术，亦不过以（较后之西原借款）苛刻条件求五国银行团“善后大借款”，填各省军需无底洞。民党多数派以宪政程序反对熊阁擅借外债，而自身亦无开源节流之术。实则有效者莫过裁军、文治二项。黄留守销兵、黎都督辞位，皆系配合举国各党共识、取誉媒体。此即胡适“立宪本系舆论政治”之良性反应，非项城个人权谋能致。

宋案横生，法统垂。武夫渐执国柄。然北洋老将尚守罗罗山（泽南）、曾湘阴（国藩）遗轨，文主武从、敬事士人。虽有兵争，不脱襄公竞技性质。扰动社会不深。文武决裂、国事大坏，始于五四。初，曹润田借日本怀柔外交之势筹款。其于北洋团体，不可谓无功。诸生受林长民唆，混“知日”、卖国于一谈，竟毁曹宅。徐菊人畏清议，免曹职。段氏（西原借款首要受益者）怒，以总统受北洋推戴，竟至于无是非若此。

东海（徐世昌）勉从，羁押诸生。自是直皖决绝，北洋解体。羁押一事，开军人（流氓无产者）凌驾长衫之渐，冒犯士大夫阶级尊严。宋明以降，南士独擅科场。文武之争、南北之争错杂，面子撕破，渐趋极端。三·一八、邵飘萍、林白水诸案绝难见于老袁当国期，以彼尚欲右文抑武之故。洪宪改制实为削藩，是以诸将多违命，否则区区一松坡（蔡锷）何能为。软禁章氏，已属极致。

士夫心轻武人，其来有渐。清制从明，文臣制军。血汗功高者位不过提督，而秀才为宰相根苗。军民人等过文庙，无不下马。北大负国子祭酒之望，生员纵非名门、亦必中产良民，受辱于“好男不为”之游民，自难免乾坤倒置之慨。设想今之校长雇民工、保安殴辱师生，其将奈何？今之文人地位远不如昔，恐亦难忍。名士联翩南下，北廷难以维持文官政府，媒体亲南背北，加卖国之名于北洋（不甚公正），皆自此始。

北伐功成，南北心结未解。宪法危机无药可救，怀念五色旗者何止白坚武，暗流涌动，及于“前汉”维新政府。国府从未切实统治北国政治真空，构成外战、内战直接原因。满洲独立、华北自治，皆日本暗中主持，而以恢复五族共和、联省自治为官方理由。弃国破家，前缘早定。

文人投身革命，以阶级利益论，实属士大夫集体自杀，同时化竞技式战争为社会灭绝性宗教战争，中间派、温和派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撕裂民族，清洗社会，伏脉千里，结穴于是。谓为转折，固无不可。向下沉沦，何尝非转折之一道？

革命外交前世今生

民族集体动员，以淹没战术卫国，叶督、端王先后尝试。创深痛剧，而后有同光自强二十年、立宪共和二十年，大类医学所谓“免疫保护期”。期满则旧病复发，再度寄望草根民气能为官军之所不能。国府革命外交，即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学动员民众，胁迫外人。官府可收其利而不负其责。省港大罢工、籍教会产业学校、收英租界，用于无心开衅之英美，颇获其利。国府政治神话树于民族尊严之上，实难自退而无损于合法性。北国之排日韩侨民、抵制日货，亦有实效：去敌侨四分之三，敌国企业（含从未亏损之满铁）全线亏折。围侨抵货皆以党部主持，群众出头。遇外使交涉，则曰民众自发。文明抵制，天衣无缝。倭人苟如英帝之尊重程序正义，唯打落牙和血吞、黯然自去耳。不幸东邻之喜好实质正义，不下华民。于是，兵祸数起，日方皆以停止组织反日民运为基本条件。国府虽受左派“不抵抗”之责，但却从未放弃此唯一可靠之报复方法。日方据此认为国府口是心非、“无诚意”，终至“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革命外交之必要代价，即为党部有权控制司法、传媒、教育及多数民间社团，令其步调一致。胡适、新月诸公深恶之，“民族主义反动五四新文化”实系革命外交舆论动员必然结果；胡展堂（汉民）、居正领教之司法独立，皆系同一社会工程产物。无此组织控制，民众运动必为散沙，此起彼落，终无实效。何况民间未经操控，其反帝诚意之有无大小，原本亦不易确定。民族主义实不曾逾越新学士大夫群体范围，民众被代表而已。老舍在鲁，见证乡民甚爱日货价廉物美，唯畏官威而勉从。美南州农区爱英帝廉货而抵制北政府关税，亦此类也。

京库路功败垂成

清室立国形势，坐北凌南。满蒙乃天然大后方，江东隐为敌国。自日俄开衅，腹地后方一变为前线。圣祖手定之“因俗而治”一变为“废旗置县”、开矿劝商、抽丁练军，渐同内地新政。蒙王怨离。枢庭以京库铁路应之，一期工程即詹天佑京张铁路（张家口衔接蒙汉，如格尔木纶带藏汉），二期工程张（家口）库（伦）段拟于宣统三年修建，可谓命与时争。革命军起，蒙藏乘之。赵尔丰、三多之改土归流策功亏一篑。

新政与民争利，新军、新学皆财政无底洞，劝业路矿多由官商，国民皆困而彼独富，量出为入，赤字以间接税补齐，盐课加四成，铜圆贬七成，杂派未计，民生安得不困？清季民变蜂起，实与新政相缘，先进省（如两湖）最盛，未可笼统责为政治腐败，盖纯农业边远各省受扰反轻也。唯一确能赢利者，仍系满蒙垦荒旧术。主事之西林、东海[7]皆曰“天下大利莫如农”。以庚子后财政饥渴，绝无任何力量能阻止官民共利之垦业。关东尽齐鲁，蒙疆入三晋。盟旗有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