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夕之心，非行孤注，关东、安西之改立行省必为蒙藏前途。

幽燕非吾宅，长啸返辽东

政闻社/保皇党一体双头，颇似民进党/台湾民主党（纽约）[8]。保皇党尊奉康梁，政闻社则以肃王为护符。肃王掌警政、消防（俄人所谓“强力部门”），用戊戌要犯王照为谋主，立宪派仰为长城，深望德宗寿过孝钦、肃王领班军机。帝后同归，立宪派之重挫也。然王之开明立场，犹足以庇各省请愿代表、免汪兆铭死刑。袁氏组阁，南北议和。肃王力斥其非，谓立宪若不成，宁归中夏于汉民、举族东归满洲，夫己氏反复狼狈，断不可信（庆袁/肃耆旧怨未消）。摄政王之心如大将军曹爽“不失为富家翁”，和议甫成，即庆“可以回家抱孩子”，肃王奔大连，临行占曰：“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金壁辉-川岛芳子-满洲国剧目帷幕升起。

谢幕中之独立评论

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北平选区国大筹备选举渐次开展。胡适以《独立评论》发声道贺，漫言天心悔祸、华土将入正轨。以30年代空气，此语尚非“不可救药的乐观”。盖黄金十年政争乱象，无不与行宪路线图相关，初非今本儿童教科书贬斥之新军阀争利所能概全。胡蒋以开国大、废训政时间表反目，致宁粤分裂。汪蒋就地方自治议合流，宁府重开。此即公开拒绝钱端升、丁文江诸名士“新型专制”之推戴，重申总理遗嘱之行宪步骤。无怪乎适之欣快非常，昌言民党法源本出议会政治论，苟不能尽背其师，终必合流于三百年来之浩荡。后人于十年经济起飞，军政统一渐入佳境，久无异词。易忽视者为党治训政并未中断制宪工作，《五五宪草》即40年代政协国大讨论之起点及蓝本，地方自治文官行政法学教育之烂然大观，为前四千年后八十年未见。自胡薨陈败，汪蒋复合，行宪路线图无复争执(旧有争斗皆属迟速左右问题，本无议修改孙文“建国大纲”所拟步骤者)，国大预备工作已在运作中。

未及旬月，卢桥事起。近卫公之“裁抑军人”“对华不扩大”一变为“不以国府为谈判对象”。衣冠西渡，偏安岷蜀。燕云无地，评论安归？所存者仅翁氏壮语：“吾国若亡，后史当知吾辈已尽最大努力。”纵高卢破罗马，元老端坐议院殉城，风义蔑以加矣。待重头无复旧关河。回纥收京，满洲荡寇。江东父老无家可别，海上孤儿附仰依人。雷儆寰（震）颂陶公拟古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以赞民国，至矣尽矣。

佳人乎？国贼乎？

曹、章、陆三公本非一系，陆、章稍有共性，皆海归族职业外交官，清贵无伦。以民初语境，非干济之才，不得任东事。

数经交涉，清望无损。“二十一条”交涉，陆公使实驻东京，曹次长独肩部务，利权未云无损，士论何尝责以国贼？而巴黎和会，曹久任交通，实主合肥中馈，章、陆尤非定策国老，无论外交成败，责任决不能大于甲寅。国贼之谥，其故不在三士也明。

华族性质，有类骄狂妇人，遇友则任性使气、欲取予夺、恃宠恣睢、转溺为仇，遇敌则吞声忍辱、腆颜工媚、唯知利害、无复曲直。凡尔赛有“义战”“公理”之风，适足以奖骄，实已复青岛日德之役前一切利权（青岛遗于华盛顿会议，基本实现中方要求）。纵云失败，亦远胜甲寅，而士论计小损而忘大盈，反而大兴民族主义，唱反帝高调，无他，今之帝皆协约国盟友，无开战之虞，无丧师弃地之损，有制造受害形象之益。而甲寅“二十一条”交涉，日军三万已入津门奉天，而以国内党争形势，袁党有拒日之意而无力，民党仰日援以倒袁，皆无所利于反日运动（此时唱主权敢死者为冯、段二将）。

此时北洋内讧，吴子玉（佩孚）急欲除段系财政路线，必及曹润田（汝霖），全不顾其根本不任外交事，林长民以私怨煽诸生，皆居安全地带，用热血轻信为枪尖而不忌其折。徐菊人（世昌）以翰林文士尸位总统，处骄将之侧，久思唱文治以杀其势，大用蔡太史，经营新国子皆为此，即游行示威文明排外之新生事物，其初亦奉旨革命，由政府动员诸生游行庆“公理战胜”，以示威于外人，壮官府之气，今亦忌合肥之横，欲借群众锄其羽翼，明知润田无罪而罢之，段系阁员皆同进退，为民初创格。

自是北洋瓦解，同舟成仇（非仅府院争权、直皖争位），应用群众运动成为固定政术，段系亦自称“革命政府”，不复爱宪政遮羞布。段败曹废，以囊中羞涩，老死日本乡间（取其物廉），考其官居阁臣、主国家财政及王牌银行，清操若此，有足多者，后之难追其贤。

汪蒋宁府之县治

自治体试行始于戊戌。陈抚诛，公度废。成者皆付东流。宣统立宪唯资议局有规模，行政筹备无方，司法则速成备员、双规并用。民无所措其手足。远省虽速成班亦缺，多以堂喻代推事。民初法统数易，然无不以超国会制、联省共和国为宗。省议会权势之重，后史莫比。名士云集省府，县议士德望两缺，唯瞻马首耳。国会（兼总统选举团，陵跨行政立法）往往不出于选民，而出于省议会，更壮其势。

灾官满京华，欠饷数生变，唯国会职员永无欠薪。此中信息，颇可寻味。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