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变蛟的密令发出了吗？”

“已发出。按您指示，第二军的人分驻五府要地，屯田兵加强训练，黄河渡口增派巡逻，其余部队交接完后，陆续南下。”

李健稍感宽慰。曹变蛟勇猛善战且忠心耿耿，河套交给他，可保后方无忧。

队伍出了归化城南行十里，路旁忽然出现黑压压的人群。成千上万的百姓自发前来送行，有汉有蒙有回，扶老携幼，默默立在道路两侧。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颤巍巍上前，手里捧着一碗酒：“总兵大人，小老儿是崇祯六年来河套的，当时一家五口快饿死了，是您收留我们，分了田地种子。这碗酒，请您喝了再走。”

李健下马，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酒是烈酒，烧喉暖心。

“乡亲们！”他提高声音，“李某奉旨移镇，不得不走。但大家放心，曹变蛟将军会留守河套，一切章程照旧，分给你们的田还是你们的田，建起来的学堂还是学堂。李某在陕西，也会照河套的法子治理，让更多人有田种、有饭吃！”

人群中响起抽泣声。一个蒙古牧民用生硬的汉语喊：“总兵，额祈葛（父亲）说你是草原上的雄鹰，飞到哪里都能带来安宁！”

李健拱手环礼，重新上马。队伍继续前进，送行的百姓久久不散。

顾炎武感慨：“得民心若此，古来罕有。”

李健却摇头：“民心易得，也易失。在河套，我们是一张白纸作画，怎么画都好。在陕西，却要在旧画上修改，难啊。”

队伍沿着黄河东岸南下，经榆林、延安，向西安进发。一路上，李健命令骑兵分成数队，沿途勘察地形、了解民情。越往南走，景象越是触目惊心。

村庄荒芜，田地抛荒，偶尔见到农人，也是面黄肌瘦、眼神麻木。有些地方，整村的房屋被烧毁，只剩下断壁残垣。路旁时有白骨，不知是饿殍还是战死者。

“崇祯七年、八年大旱，陕西饿死百万人。”顾炎武沉痛地说，“后来虽稍缓和，但元气大伤。加上连年剿匪，官府加征‘剿饷’‘练饷’，百姓苦不堪言。”

李健沉默。他在河套，虽然知道中原情势严峻，但亲眼所见，还是超出想象。

正月十二，队伍抵达甘泉县。知县率残存衙役出迎，县城城墙多处坍塌，街上行人稀少。

“下官拜见总兵大人。”知县是个干瘦老头，官袍打补丁，“县衙去年被流寇攻破，库银粮食抢掠一空，下官……下官无能。”

李健扶起他：“县城还有多少户？”

“在册三千二百户，实际……不足八百。能逃的都逃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粮仓还有多少存粮？”

知县面露愧色：“颗粒无存。下官和衙役们，已三个月没领到俸禄了，全靠百姓接济……”

李健转头吩咐：“从军粮中拨一百石给县衙，五十石赈济百姓，五十石作衙门开支。顾先生，留两个人协助知县重编户籍，清点田亩。”

知县跪地磕头：“总兵大恩，下官代全县百姓叩谢！”

当夜驻营，李健召来军需官：“我们还有多少军粮？”

“按万人计，可维持二十日。到西安后，需当地供应。”

李健皱眉。陕西官仓空虚，他是知道的，但没想到严重至此。看来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剿匪，不是清丈，而是粮食。

正月十四，队伍抵达西安府高陵县，距西安城仅六十里。李健命令全军休整，准备明日入城。

当夜，曹文诏派来的信使赶到。

“禀总兵，西安情况复杂。”信使呈上密报，“锦衣卫赵千户抵西安后，频繁接触本地士绅，特别是渭北张氏家主张立贤。秦王府表面恭顺，实则内部意见不一，有部分宗室反对世子献田之议。西安城守军三千，多为老弱，器械不全。知府杨延平在丁启睿回京后，态度比较暧昧。”

李健看完密报，递给顾炎武。

“还有锦衣卫。”李健手指轻敲桌面，“他们是皇上的眼睛耳朵，必须应付，又不能被掣肘。”

亲兵来报：“王太监请总兵过去商议明日入城仪式。”

李健起身，对顾炎武道：“我去应付太监，你拟一份告示，明日入城后张贴。内容三点：一、本总兵奉旨平贼，保境安民；二、清丈田亩，均平赋税；三、既往不咎，但自今日起，一切依法行事。”

“明白。”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五，上元节。

西安城墙高耸，青砖斑驳，护城河冰面未化，反射着冬日惨淡的阳光。永宁门外，秦王世子朱存枢率西安文武官员百余人出迎。官员们按品级排列，文左武右，鸦雀无声。

李健的队伍在城外三里整队。骑兵分列两侧，中间是总督府车驾。李健换上一品武官常服，外罩御赐蟒袍，骑乌骓马走在最前。左右李承平、曹文诏，身后是方以智、顾炎武、宋应星、毕懋康等文职官员。

距离城门一里，李健下马步行——这是对古都的尊重。朱存枢迎上前来，两人互相行礼。

“李总兵威震河套，今日移镇三秦，实乃陕西之幸。”朱存枢的祝词与在河套时几乎一样，只是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更显正式。

“世子言重。健初来乍到，还望宗室鼎力相助。”李健还礼，目光扫过后面官员。

文官队列中，站在首位的是陕西巡抚张尔忠——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臣，须发皆白，面无表情。他身旁是西安知府杨延平，四十多岁，面白微胖，眼神闪烁。武将这边，职位最高的是陕西都指挥使陈洪范，五十多岁，身材魁梧，但眼神涣散，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