祯面前提起周延儒的才干，说他“闲居多年，静极思动，必有良策”。

崇祯动心了。或者说，他绝望了，病急乱投医。

圣旨到宜兴时，周延儒正在湖边钓鱼。传旨太监念完诏书，他手中的鱼竿一颤，鱼跑了。

“臣……领旨。”他跪下，声音听不出喜怒。

临行前夜，他在书房坐了一宿。桌上摊开着这些年的读书笔记，有一页写着：“为政之难，不在做事，而在做人；不在治事，而在处人。”这是他罢相归乡后的感悟。

而现在，他要重回那个最难“做人”、最难“处人”的地方。

张文锦帮他整理行李，忧心忡忡：“老爷，此番复出，恐非吉兆。朝局比当年更坏，陛下性情比当年更急，而老爷……”

“而我比当年更老，更倦，更无力。”周延儒接话，自嘲地笑了笑，“文锦，你说人这一生，是不是总在做违心之事？”

张文锦答不上来。

周延儒也不再问。他看着打包好的书籍，其中有一部《道德经》。翻开，第一章写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许从一开始，他走的就是一条“非常道”。神童之名，状元之荣，首辅之尊，都是“名”；而那个在太湖边看水天茫茫的少年，那个在徐州渡口见流民凄惨的青年，那个在文渊阁深感无力的重臣，才是真实的“实”。

名实之间，他已迷失太久。

崇祯十三年，周延儒重返北京，再任首辅。皇帝在平台召见，这一次，崇祯的眼神更加焦灼，更加急迫。

“周先生，七年不见，朕老矣。”皇帝开门见山，“国事如此，先生何以教朕？”

周延儒看着皇帝。七年时光，这个年轻人已有了中年人的沧桑，鬓角的白发更多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而他自己的心，也在这七年乡居中被磨去了最后一点锐气。

“陛下，”他缓缓说，“臣离朝日久，于当前情势尚未尽悉。请容臣详察旬月，再献方略。”

这是推托之词，但也是实情。离朝七年，他对许多情况确实已不了解。然而崇祯要的不是这个。

“详察旬月？”皇帝的语气带着不满，“流贼旬月可破数城，建虏旬月可入塞百里！朕要的是立刻见效之策！”

周延儒沉默。立刻见效之策？若真有这样的良策，国事何至于此？

“臣愚钝，请陛下明示。”

崇祯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叹了口气：“罢了。先生先去熟悉情势吧。朕……等得起。”

但周延儒知道，皇帝等不起，这个帝国等不起。回到文渊阁，他开始翻阅积压的奏章。越看，心越沉。

陕西：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

河南：饥民相食，千里无鸡鸣；

湖广：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

辽东：满清越发势大；

京畿：粮价飞涨，民怨沸腾；

国库：存银不足，欠饷累计数百万……

每一本奏章，都是一道无解的难题。而朝堂之上，吴昌时等人已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

首辅大人，请过目这份名单。吴昌时毕恭毕敬地将手中的名录呈给眼前这位位高权重的人物——周延儒。

只见那名录之上密密麻麻列着二十余个名字，无一例外皆是所谓的忠贞之士。这些人要么属于东林党一系，要么便是复社的核心成员。

周延儒随意一瞥，便已洞悉其中奥妙。然而，面对如此众多的候选人，他不禁面露难色，轻声叹息道：朝中官职毕竟有限，恐怕难以一一妥善安置啊。言语之间透露出一丝无奈与婉转拒绝之意。

岂料，吴昌时并未就此罢休，而是紧接着插话道：大人啊！您可千万别误会！我等众人之所以全力协助大人重归朝堂，绝非出于个人私欲，纯粹只是秉持着正义之心罢了。试想一下，如果那些正直善良之人无法得到重用，那么势必会让那些奸诈邪恶之辈充斥于整个朝廷之中。还望大人深思熟虑一番才好！

这番言辞听起来倒是颇为大义凛然、理直气壮，不过周延儒又岂能听不出其中暗含的威胁之意？说白了就是在警告他：倘若不肯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安排人员任职，那就休怪大家不再继续力挺他这个首辅大人！

嗯……本阁明白了。周延儒面无表情地回应一声后，便将那份名录随手放在一旁，似乎并不打算再多做讨论。

送走吴昌时后，周延儒在书房独坐。烛火摇曳，映着他疲惫的面容。这一刻，他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前有国事烂摊，后有党争逼迫，上有皇帝催逼，下有万民期待。而他，一个离开权力中心七年的老人，能做什么？

“大人，”张文锦轻声说，“该用晚膳了。”

周延儒摇摇头：“吃不下。”

他走到窗前。北京的秋夜，已有凉意。远处隐约传来更鼓声，一声，一声，敲在心上。

也许从这一刻起，那个曾经想“实事求是”的周延儒，已经开始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想自保、只想敷衍、只想在醉生梦死中逃避现实的周延儒。

因为清醒太痛苦，责任太沉重，而无能太可悲。